“宗教”一词的隐喻研究

以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结合中西方文化背景,考察中西方对信仰世界的不同称呼,尤其是近代以来宗教一词的发展历程,能够发现,近代中国人对信仰世界称呼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他们通过隐喻方式来认识信仰世界所依赖的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其背后,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至近代以后,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发现,不仅能促进对隐喻理论在文化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中应用的一些新思考,同时也能从另一个层面认识到,在文化形成过程中,隐喻这一认知方式所起的作用。     

以哲学代宗教——论冯友兰的“安身立命”之道

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过去人类解决不了,而不得不寄托于宗教的问题,现在已由科学解决,所以宗教的势力已经减弱.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的科学虽已取得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宗教并未退缩.冯友兰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哲学是贫困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家们不去研究"安身立命"的大事,把本该由哲学解决的问题,让位给宗教.冯友兰发扬了中国思想以哲学代宗教之传统,提出了可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所的"天地境界".主张"以哲学代宗教".     

胡适的宗教思想论

采用了分析学的方法,通过对胡适宗教思想的考察,认为他是位无神论者.他以无神论思想为基础,对东西方宗教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借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提出了社会化意义的新型"宗教"观,在晚年又强调了"宗教宽容"思想.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     

康德与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转向

在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中,康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角色。在康德之前,以自然神论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曾经辉煌一时,而在康德之后,近代西方宗教哲学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康德的道德宗教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同时又代表着启蒙运动发展的更高层次,这体现在康德一方面深刻批判了旧有的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上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同时又把宗教信仰的根基牢固树立在道德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康德宗教哲学的这一系列做法把整个近代西方宗教哲学引领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而正视和回应康德宗教哲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成为了19、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科学与宗教关系探析的三重维度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关注,即使在科学被宗教神权所压制的中世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就是在这样的关注之下,在中世纪末期,在神权的母体中,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此之后,科学逐渐摆脱了仆人般的从属地位,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和宗教出现了新的进展,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也变得愈发复杂,从而产生了很多认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独特看法,包括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存在主义、过程哲学;新正统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美国学者伊安·巴伯教授,以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家的三重身份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将它们归入三个部分:"宗教与科学的对照","宗教与科学的相似"和"宗教取自科学的思想"。本文将以伊安·巴伯的文本为基础,基于新正统神学、存在主义和过程哲学三重维度分析探讨各流派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究,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思想的解读与阐述,有助于我们对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绝地天通：中国式宗教治理之道 与世界宗教分类之尺度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西方宗教发展史上也有过不自觉的绝地天通努力。故绝地天通有理由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析概念,可据以重建世界宗教的历史叙事和分类体系,反思、批判韦伯等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理性化程度最高之类的命题。     

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论反思

“宗教”一词是宗教学的基本概念,此概念旨在界说“宗教是什么”。从国内外研究近况来看,在此基础理论问题上现存两种值得深思的理论倾向:一为“宗教概念的简单化倾向”,主要见于国内宗教学界;二是“宗教概念的复杂化倾向”,长期困惑着欧美宗教学界。本文着眼于宗教学的百余年学术史,通过回顾其学科奠基人(F.Max Müller)、三大理论分支的开创者(Edward B.Typlor,Emile Durkheim,William James)以及多位著名学者(Bronislaw K.Malinowski,Wilfred C.Smith,Ninian Smart,William Alston,Paul Tillich,John Hick)探究宗教概念的学术历程,以阐发此研究课题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作者的结论如下:从宗教研究的全过程来看,“宗教是什么”,不但是宗教学所要深究的“基础概念”,而且是这门学科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这个基础概念暨基本问题之所以关乎研究全局,就是因为它关涉“广义上的方法论观念”,即从学术视野、问题意识、探讨角度一直关系到理论思路及其目标等等。正因如此,在百余年的宗教学史上,这个基本概念暨基本问题历来就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制高点,以至我们可以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浓缩着宗教学方法论与观念史的发展线索,一部宗教学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宗教概念的探索过程;而我们中国学者要想为化解国际冲突、构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无疑需要从基础理论建设抓起,一方面批判地借鉴宗教概念研究上的新近成果,另一方面深入地发掘华夏文化的丰厚思想资源,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观及其方法论。     

东方学传统与传教士汉学——艾约瑟对上古中国宗教的阐释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玉石神话背后有一种“玉教”吗?——华夏文明的信仰之根的讨论

2014年秋文学人类学青年学者读书会分别在京沪两地举行,讨论主题是:玉石神话信仰是否可以视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现象?怎样才能从考古学资料重建出的大传统新知识出发,探寻华夏文明的信仰之根?由此问题讨论所引发的另外的问题是,相对于西学的理论优势,为什么中国的人文学界迄今少有自己的理论建构和理论输出?学者要怎样努力才能实现理论的突破?回答是必须从青年学者开始培育理论思维的训练功夫,引导其思考重大理论问题的自觉。玉教的深入探讨能够突破有关中国无宗教的现代偏见,找回驱动华夏文明发生的信仰之根。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论宗教教诲在罪犯改造中的效果及启示--以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比较为视角

在当今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背景下,有必要引进多种有价值的改造手段。宗教教诲因其蕴含的丰富改造资源和独特的改造视角,亟须得到挖掘。为弥补宗教积极因素在罪犯改造实务和理论上的空白,要以中西方宗教教诲历史演变的比较为视角,发掘我国近现代监狱存在的宗教教诲传统,并在了解西方监狱宗教教诲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宗教教诲纳入到监狱管理制度中。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

义和团事件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近年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义和团事件再度认识的潮流,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话语走向。沟通义和团事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媒介除却西方强势话语权力以外,还有将历史寓言化与故事隐喻化的途径。义和团的故事本身就有戏剧性,它隐括了经典悲剧的全过程,再现了悲剧的所有细节。自然灾难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点,对洋教洋人的妖魔化是义和团故事生发悲剧对立面的动力。暴力主义的复活,构成了义和团代言的农民式古典精神抗争近代强势力量的绝响。义和团运动还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参照物,其富有华北地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对近世以来大型的戏剧性群众运动有影响。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日本形象探微

中国现代散文中描述了丰富的日本形象,诸如日本的风俗宗教、自然风光、教育艺术、人物形象等等,从散文当中考察作者们笔下的日本形象,可以较客观真实地窥探中日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并且从日本形象这样一个远距离和广阔的视角来反观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情况。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接受诗学,在近2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点。在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借鉴、吸纳与创新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努力。这一学术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势必对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提供启示。     

论宗教意识缺失对中国传统失意文人的影响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此宗教的存在就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异化象征。以政治型、伦理型、宗法型、世俗型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明显缺少超越性。这种理性的文化特征和宗教意识的缺失,对古代失意文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