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成功的历史贡献

我国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年),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父为郑芝龙。后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字明俨。国内外都尊称他为“国姓爷”(Koxinga). 郑成功所处时代,在国际上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荷兰、西班牙等侵入我国东南;在国内,正是明清王朝更迭时期。 在这国际、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极端复杂尖锐的情况下,郑成功一生就是领导反抗荷兰殖民者和抗清斗争。     

郑成功兵额与军粮问题

一要研究郑成功的军粮问题,首先有必要弄清郑成功的兵额。郑成功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呢?根据几种原始资料记载,起码有三种说法:四十多万或数十万。杨英《从征实录》载郑成功写给其父郑芝龙及清朝官吏的信说:“但以     

郑成功在常熟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元月,二十岁的郑成功奉父郑芝龙之命从福建来到常熟读书,师事于钱谦益。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崇祯时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为东林领袖。郑芝龙与钱极为友善,频有交往。郑成功来常熟后,住在“半野堂”(钱宅今常熟城内含辉阁),钱妻柳如是(原名杨爱,浙江嘉兴人,善诗能绘,为秦淮八艳之一,亦以师母的身份与郑成功相待,学习之暇,郑、柳经常谈论时局国事,彼此吟唱诗文对联。     

郑成功“将计就计”与清和谈评析

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恢复厦门后,于五月(阴历,下同)发动了对清军的进攻,旋攻克漳属各县,并围困漳州府城。清廷认识到长于海战的郑军一时实难歼灭,决定先集中兵力征服西南,对成功改取以“抚”为主的方针,相继采取了一些笼络的措施,并视成功父亲芝龙为“奇货”,欲“借父以胁子”,迫使成功就范。自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一年(1654年),在清廷积极倡导下,清郑之间进行了三次和谈活动。关于当时成功为什么接受和谈,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成功反复认真考虑的并不是应不应     

牛婆峒甦瑶碑的发现对研究瑶族史的重要意义

<正> 广东方志记载有关瑶族资料,不少记载着“听调纳粮”的事实。如“惠州府龙川县山瑶,居深山中,听征调,纳贡赋,有官长之抚领。“恩平县瑶山有九,先有良瑶二百二十二户,耕田听调。”“高州府山瑶,有听招、有背招、有险恶,各山有总甲领其兵目。听招者,有相信抚瑶领之。听招者,调之攻守,纳粮当差,谓之‘民瑶’。”不论粤东之龙川,粤中肇庆府之恩平,粤西之高州,都有“听调纳粮”的民瑶。而粤北地区,     

论郑成功收复台湾

我国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死于清康熙元年壬寅(明永历十六年,1662)。过去都认为他“年三十九”,如按实足年龄计,只有三十八岁。 郑成功短暂的一生,正处于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是国内外矛盾尖锐的时代:在国外,西方殖民主义者疯狂向东侵略,侵占骚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在国内,东北满族统治阶级正取代日益腐朽的明朝政权,最终统一全国。 1624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1630年(崇祯三年)六岁(实足年龄,下同)的郑成功回到祖国家乡福建南安县,后来,他中过才秀,并且曾到南京国子监学习。1645年南明隆武帝赐他姓朱,因此,在史书记载中,也称他为朱成功,赐姓成功、赐姓、国姓成功、国姓等,在国外则普遍尊称为国姓爷。     

郑芝龙:十七世纪的闽海巨商

郑芝龙 ( 1 6 0 4— 1 6 6 1年 ) ,青年时代前往澳门谋求发展 ,后前往日本 ,担任过荷兰人的翻译 ,因继承李旦的事业而起家。常年来往于澳门、日本、台湾等地 ,以贸易致富 ,横行海上。崇祯元年 ( 1 6 2 8年 )七月为熊文灿招抚 ,官至总兵。顺治二年 ( 1 6 45年 ) ,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 ,晋平国公 ,顺治三年率部降清。因其子郑成功踞台抗清 ,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被清廷处决     

陈元光籍贯身世考辨及其他

陈元光是漳州的创建者,对开发闽南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众所公认的。但近来围绕着他的籍贯出身等问题,却发生了一场争论,从争论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陈元光的身世生平与其籍贯出身,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特殊联系,而且还由此牵涉到对他的评价问题。 陈元光情况的特殊在于,如果他真是“岭南土著”出身,当过“岭南首领”,并确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其事。不管怎么说,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将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残暴和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煞;反之,如果他幼习经史兵书,“年十三,举乡荐第一”,随父率兵由中原南来,父卒代为将,威惠并施,平定“啸乱”,抚循既熟,奏置漳州,并任刺史。那便又是另一种形象,是一位有谋略有远见,为千百年来闽南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下基础,从而受到后世景仰的贤才。因此,其籍贯出身将是一个对他一生功业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的关键问题。以下就这些方面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古代家训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探析

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古代，教育子女的责任，主要落在家庭这一社会的基本组织上。古人相当重视家庭教育。宋代的家颐在《教子语》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老学究语》更明确指出；“不怕饥寒，怕无家教，惟有教儿，最关重要。”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人们不断摸索、积累、总结教育的经验，有的用口接耳听的方式传给子孙后人，有的则付之梨枣，公诸于众。这样日积月累，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藏中，就产生了一批“家训”、“家诫”之作。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我国古代“家训”一类著作，…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状元堂陈母教子》不是关汉卿的作品

《陈母教子》在艺术上是有可取之处的。语言生动流畅,三末陈良佐滑稽多才,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判断《陈》剧是否是关汉卿的作品,却不能取决于它艺术上的高低成败,我以为《陈》剧不是关作,有它另外的理由。 丹纳说得好:“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象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象之处。你们也知道每个艺术家都有他的风格,见之于他们所有的作品。”《陈母教子》和关汉卿的其他“女儿”,毫无相象之处,不仅风格不类,而且与关氏平生思想背反。:关氏是位“不屑仕进”、轻功名、重自由、狂放不羁的风流才人,浪漫艺术家,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过着“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不伏老》)的生活。他主张:“乎生肥马轻裘,何须锦带吴钩,百岁光阴转首,休闲生受,叹功名似水上浮沤。”(《女校尉》)他有一套人生哲学:“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暗吉。”“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丹满亏蚀。”所以他劝人,“君莫痴,休争利!”“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调乔牌儿〕)这些从理论到行为的自我告     

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根据新翻译的荷兰档案,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与台湾,其主要目的是想垄断中国的商品出口,切断福建与马尼拉、澳门及东南亚之间的直接贸易,并取而代之。他们的侵略行动受到福建商人的抵制,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商人利用包买制度反而控制荷兰人。但在荷兰人的军事压力下,郑芝龙被迫同意开放对台湾的贸易,并运去大量商品。这标志着荷兰从福建商人手中瓜分了相当一部分的商业利益。荷兰殖民者最终被郑成功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妨碍了东亚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离骚》“抚壮”考辨

古今注家对《离骚》中“抚”字的解释,大体呈现出一种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势.在《离骚》和先秦楚辞文献中, “抚”字一般都取按抑之义,这一点从该字的古字形和篆文字形中亦可找到依据.先秦楚辞文献中的“壮”,指的是一种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而《离骚》所说的“抚壮”,则是要按抑这种外向扩张之势,使它受到限制.“抚壮”在《离骚》中的具体内涵,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这种对“壮”加以限制的主张,与先秦相关理念可以互通.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清代台湾与闽南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

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自古以来,就与大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两岸人民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通商贸易往来。本文就清代台湾与闽南三角地区经济交流作些探讨。 1.台湾经济的繁荣得力于大陆移民的辛勤开发。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掀开了台湾地方史的新一页,谱写了福建与台湾关系的新篇章。此后历时二百多年     

冰心谑夫的宝塔诗

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但也是一位不太“称职”的丈夫。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冰心与家人在庭院赏花,婆婆让她去书房把吴文藻叫出来散心。吴文藻人出来了,可心仍留在书房里,他走到一株丁香前问道:“这是什么花?”冰心见其问得心不在焉,便故意逗他:“这叫香丁。”吴文藻听了竟应了一声:“哦。” 抗战前的一天,他们夫妻俩前去看望冰心的父     

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

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有一个与起义性质相联系的重要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看待起义中的屡次出现的“求抚”问题。因为“求抚”总是由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出面进行的,而且往往与斗争的成败相关联,所以“求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领袖人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了。许多人对“求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因而对求过抚的出身子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持否定意见,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下面,仅以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为例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也辨“哭庙”

易名《“哭庙”辨》一文(载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认为:一、“哭庙”不是任何形式的“哭”;二、“哭庙”是“对着孔子牌位撕裂秀才的帽子。”两说似有可商。关于哭不哭的问题,易文引述《吴门补乘》时略去了上边几行文字,原书云:“……诸生又以事不白群奔哭孔庙,庙与抚署相先后,哭声达署,抚大惧。(下接“吴中故习……”)”读此,“不哭”之说,不辨自明。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