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文人的自然情结

宋代文人的山水佳作 ,多维度地表现了他们“善适”自然、“取乐”自然的怡悦情怀。主体诗心与山水清音相契合 ,在亲和自然时不忘亲民劝农 ,在放情山水中砥砺高洁品性 ,从自然审美进向精神超越 ,从感悟自然进向探求真理 (包括推求物理和感悟哲理 ) ,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层次性提升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主要表现在:未入馆文人的艳羡与追逐,入馆文人的自信与自得,离馆文人的思念与追忆,馆职文人对馆阁职名的推崇与维护。宋代崇文崇儒的基本国策是宋人馆阁情结的社会基础;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之所、文化沙龙的强大功能以及与馆阁功能相伴而生的恩宠待遇,是宋人馆阁情结的实质缘由;宋代文人的结盟意识,对精英集团的渴望则是宋人馆阁情结的需要心理。     

试论南朝文人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通过对南朝文学作品的梳理,会发现在战乱频繁的南朝社会里,文人们除了以文学来关注社会、关注自我外,由于血缘关系,他们还常常以文学来关注自我家族,表现出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乡土情结。     

由社会主体到自然主体——论宋代文人投身自然的几种表现形式

宋代文人投身自然 ,实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主体向自然主体的角色转换 ,这种角色转换表现为 4个层面 :在行为上诗酒山林、随遇皆乐 ;在心理上“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在思想上“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在感情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四个层面归结到一点 ,则是抒写山水 ,营造“心灵屋宇”。文人们在这些“心灵屋宇”中流泄的是真挚的情感 ,人生的顿悟和孤芳自赏的高洁品格     

宋代文人的琼花书写

在众多花草文学意象中，扬州琼花作为一个被集中书写的对象肇始于宋代。配合着历史的变迁，琼花经由宋代文人持续的诠释与书写，文化内涵渐次增加，文学意象日益饱满。尽管琼花物种已随宋代扬州而逝，但琼花意象却变成代表着一种品格、一个城市、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永远留在历史当中。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刍议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密切,对宋代女乐舞蹈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文人与宋人女乐关系内质是“才子佳人”。     

汉代文人屈原情结的成因

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两汉文人的人格持征和创作心理。穷困,包括政治穷困、心理穷困以及文人个体命运的不幸,是屈原情结在两汉文人四百余年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型塑并传承的原因。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同样的渔父,别样的情怀——从宋代渔父词探究宋代文人的心态

渔父词是宋代文学重要的创作领地,但在两宋300多年的进程中,因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创作者经历等方面的不同,渔父词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本文通过分析苏轼、朱敦儒、陆游、张炎为代表的四个不同时期的渔父词作,揭示在同样的渔父身上所隐含的宋代文人的不同心态。     

痴迷的自然情结--论泰德·休斯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德·休斯自幼热爱自然,家乡因工业革命而受到的环境破坏给他留下了刻骨的记忆.入剑桥时他广泛涉猎有关人类与自然的著作,毕业后曾与花草和动物为伍数载,更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的日益关注,休斯本人又积极广泛阅读东西方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并凸显其作品中.休斯的诗集形成过程也是他自然观形成的过程,其作品记载着他探索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足迹.     

文人的反抗——论司马迁的复仇情结

司马迁在《史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彪炳千秋的复仇英雄形象,为什么他偏对复仇故事情有独钟?本文通过对《史记》中复仇故事的典型分析,揭示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文人,在特定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下的复仇情结以及它在《史记》中的表现形式。     

宋代文人与道士交往的方式与原因

宋代文人与道士交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别后寄诗四种。他们交往的原因包括知识层面上的向道士问道、超越世俗的精神满足和心理安慰。他们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寄赠诗作、登门拜访、临别送行、文化修养层面的切磋技艺、诗酒唱和以及从心态层面上     

宋代文人与城市意象的生成演变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少宋代文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是城市生活的参与者、领导者和解读者。通过文学或非文学的手段,他们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影响和改造着城市与城市意象。     

异代知音,人生偶像——浅论唐代文人的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一生经历了壮志凌云,怀才不遇,文动人主,平步青云.更有相如文君动人爱情的千古佳话,流传至今.唐代诗人文士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和司马相如当年一样的凌云壮志和类似的坎坷遭遇.在司马相如那里,他们获得了安慰,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因此,唐代文人对司马相如推崇备至,把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异代知音,人生偶像.     

几案尤物与文字之祥：宋代文人与砚

与唐五代文人相比,宋代文人赏砚、品砚,人数更多、群体意识更强。围绕着"砚"这种手头案上的"闲澹"之物,宋人所展开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以及文人交往互动、诗歌唱和之频繁,远为唐五代人所不及。由此增广了宋代文人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或相似美学趣味的形成。砚由日常消费品,一变而为文人案头的清玩,至为重要的原因,是宋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清浊、雅俗之辨。宋人把丰富的学识、高雅的趣味,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以"辨砚"为契机,雅与俗、酒客与学者、资谈笑与资考据,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在宋人的文化语境中,蓄古砚,辨古砚,以为玩好,与收藏、研究古钟鼎彝器相似,在精神指向上,是通之于好古博雅的。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寓意于物,超越日常,提升诗意,是宋人咏砚诗的特点。这在形式相对自由、内容伸缩度更大的五、七言古体诗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宋代的砚铭,所固有和已有的文体属性弱化,而与诗呈合流之势。尽物性之美,不即不离,略有影带规戒之语,是其特点。     

论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山水文化发展的贡献

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的山水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通过写诗著文,撰述志书、笔记,歌咏、记录桂林山水风光;或者修筑人文景观,崖壁题刻等文化活动,赋予桂林山水深厚的人文内涵,并进一步发现其地位和价值,为之赢来“甲天下”的盛名。     

论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

"晋宋闻人"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为之后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确立了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最高人生境界和审美精神境界,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经历了书法及诗文认同、审美人格及审美理想认同两个阶段.这表明了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的阐释、解读,逐步深化,并与南北宋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