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赋美的追求

在六朝文坛上,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创作了大量的赋.这些赋作反映了鲍照的思想和情感,也体现了他对文学之美的执着追求,呈现出追求险俗新奇、色彩浓艳鲜明、意境含蕴深远等美学特质.     

曹植与阮籍诗歌意蕴比较

本文对魏晋诗人曹植、阮籍诗歌之意蕴进行了比较。对其思想层面从所处时代环境、自身禀赋性格揭橥人的主题,艺术底蕴由诗歌发展的总趋向及之于意象、风格诸点着眼文的自觉,其美学意蕴则把握各自美学理想、审美形态、诗人审美心境及其所具二元化的审美倾向之美的创造。文章侧重注意诗人所处时代的影响及对其精神世界的揭示。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

建安时代 ,文学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而转向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 ,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成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诗赋欲丽”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建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三曹七子 ,在赋学批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曹丕、曹植。     

刘勰论评三曹视角探析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博学多才,观其诗文创作,各具风貌,各有擅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各领风骚,各造绝境,交织而成建安一代繁荣的格局,而从曹氏父子之不同诗歌风貌,又体现了大时代演变过程中求新求交的审美趣尚,甚或个人艺术形式之不同表现,不同时代或不同的批评者,就有不同的取舍好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刘勰<文心雕龙>,论及先秦以来200多位作家,对三曹颇有着墨,其视角如何,是本文论点.而曹操居钟嵘<诗品>下品及曹丕、曹植优劣论,则是本文关键处.     

曹植、傅玄咏物赋的话语趋同性

魏晋咏物赋个人创作数量以曹植和傅玄为最多。二人在创作思想、创作取向、创作技法上有趋同性。这和作者性格、时代风气有关。傅玄生活在西晋,但他的咏物赋明显地承继了曹植赋体诗意化的路子,与西晋其他作家的轻绮繁缛大不同,有建安遗风。     

魏晋南北朝小说理论简论

一、“言乎政化”——小说与政治。 魏文帝曹丕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很注意文以致用,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把文学和事功相提并论,是着眼于国家的治理与政治教化的,这个观点无疑会对小说理论发生影响。所以,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很重视小说。魏文帝本人就是一个好读神怪小说的才子。《列异传》旧署由他编纂,不一定可信,但至少与他有点关系。著名文学家曹植也是一个小说的热心读者,史书记载他“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明他很有才学,也说明小说很流行。他     

曹植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

曹植将赋体的铺排和夸张手法运用到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中,形成了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从根本上讲,这是赋体铺排思维和结构模式在诗歌与散文中的运用,铺排思维对曹植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修饰性的增强,抒情比重的减小,以及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这种诗赋文之间的互参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典型意义。     

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考辨

本文通过对梁园君臣赋体式与题材的分析 ,揭示了西汉初年尤其是文、景时期存在着一种以四言为主、杂用六言等句式、表达自由灵活的诗体赋 ,并曾出现过咏物赋创作高潮的事实 ,从而论证了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肯定忘忧馆游士赋是真实可信之作 ,同时 ,也对西汉初年赋的发展情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