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年了。他的世界声誉已巩固地确定下来。他的作品譯成了許多国家的文字;出現了許多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有巨大影响的。西方許多傑出的作家都自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但圍繞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个人仍然存在看激烈的爭論。这一点是毫不足怪的。早在一九一三年,真理报就曾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上,在对于他的艺術形象和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解上,兩个不同的世界,即資产阶級世界和無产阶級世界,是相互对立的。过去很長一个时期內,研究和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創作几乎成了資产阶級文     

“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

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小说界出现了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都十分丰富、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尤其复杂。从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到他的创作思想,以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评论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他的许多作品,一直被视为难以解开的谜。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巴赫金长期潜心于研究陀思耶妥夫斯基的创作,在1929年出版了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这本书于1963年修订再版,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72年印行第三版,1979年出到第四版,成为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印数最大的一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瞬间表现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表现艺术大师 ,他以伟大的激情和巨大的震憾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他笔下那精妙的瞬间在作品中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这一瞬间具有浓缩性、爆炸性、戏剧性和可表现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样的瞬间非常细腻地表现了人物的复杂内心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包含着许多后来在现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因素，此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融杂多为一体的风格、心理分析的内容、淡化因果情节的结构与现代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着重比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我意识的形式描写与意识流小说形式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存在主义选择的异曲同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现代小说精神之父的轮廓大致描绘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芥川龙之介的亲情观——以《点鬼簿》为例

在以往有关芥川龙之介的研究中,人们忽略了对其亲情观的研究,从而限制了对芥川龙之介的真正认识.纵观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可以发现,除了厌世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之外,还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即对亲情的描写.文章以芥川龙之介的<点鬼簿>为中心,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芥川龙之介的亲情观展开论述.     

从癫痫症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末期 ,激情动荡的时代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它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论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

本文系根据格·弗里德林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文编译的。作者系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看似系列论文集,实际上堪称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与比较文学专著,在苏联乃至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此文论述的是第二及第三历史阶段即“由盛而衰期”和“蓬勃持久期”的情况。分单行本、作品合集、报刊披载三个方面叙述，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余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介、发表、出版的全貌（并含台湾有关情况）。试图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世界级文学大师在中国被接受过程的描述与总结，昭示我国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与政治、文化氛围之关系。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儿童的基督精神

儿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苦难儿童的基督精神、博爱儿童的基督精神以及纯真儿童的基督精神等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思想进行深入解读,从宗教思想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儿童形象在其作品中的意义。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

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192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此书1963年经过修改更名为《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个文艺理论概念。由于这一理论深刻地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根本艺术特征,确切地概括了小说艺术发展的某些实质性问题,对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引起苏联国内外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的广泛兴趣,大大地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巴赫金因而享有世界声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现代小说诗学又有何意义,本文拟对此作点美学的分析与探讨。     

《温顺的女性》对话特征探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特征。"对话"是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全面揭示小说中作为思想形象的人物个性、思想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以及丈夫与自我的对话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更深入地探讨小说的主题意蕴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     

近代中国文化人对一个日本作家的影响——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桃太郎》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很多取材于中日两国的古典。以近代文化人的良知对当时的社会实质及对人的本性等问题进行揭示是芥川文学的重要特色。他极力主张文学不能仅仅是“告白”，这同那些常着眼于身边琐事或着力描写个人苦闷的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中，清晰地透射出中国近代文化人对他的重大影响     

《河童》中的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河童》便是他晚年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对芥川龙之介与《河童》的描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河童》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分析、说明,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近代社会的不满,表现了芥川龙之介本人苦恼、悲哀、不安的内心世界。     

《罪与罚》：文学视野中的法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一个杀人者的故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更多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思想之“罪”、人性之“罪”,因而“惩罚”也就不仅限于法庭中的“判决”。 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心的是罪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有罪。因为如果没有悔罪之心,即使法律正确地判了他有罪,服完刑之后,他依旧会去从事他认为“正当”“正义”的事业。因而,《罪与罚》中的“罚”更多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而是来自“爱”、来自“神恩”的救赎。法律的空白地带常常就是文学的用武之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个杀人者如何悔罪、如何在精神上获得救赎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何为文学视野中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