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美不言”:中国美学言意范畴略议

"大美不言"是中国哲学言意范畴延伸出的重要美学观念。中国三大思潮儒道释对其都十分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和论述。从先秦时期言意之辩的提出到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形成,再到儒道释对言意之辩的延异和通辨,它们皆玩味于"非默非言"之间,似有所述,而非常所述,缥缈幽茫,不粘不住。不拘泥于物象之表面,不落于经文著作之窠臼。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创构指出了独特的曲径,在中国美学中建构了融通无碍的审美经验论。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文心雕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言”与“意”关系的讨论,是为“言意之辨“。随着辩论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当时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这场本自玄学领域的讨论逐渐渗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助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观点,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分析其得益于“言意之辨”的地方。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魏晋“言意之辨”及其教育教学思想

魏晋“言意之辨”可分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三派，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言意之辨”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背景，其实质是为魏晋人思虑教育问题提供方法论。“言意之辨”在教育上表现为“言教”和“意教”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意教”派提出的“寻（寄）言观（出）意、忘言得（存）意、不言之教”反映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和教学认识的三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特点和规律，与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言意之辨与视觉思维--兼及对海德格尔诗论的阐释

言意之辨提供了由"言→象→意"这样一条路径,它显示了言与意和象与意之间孰近孰远的关系;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对"象"与语言关系的阐释可视为对此的具体论证;由此可获得对海德格尔诗、思近邻说的新的理解;执此反思图像时代文学的困境,也可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文以“言意之辨”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文外等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