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开拓与发展:1950年代中国地质业的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改变中国地质工作的落后状况,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地质部,同时加强了地质人才的培养,努力使地质工作要跟上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整个1950年代,中国的地质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地质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忻斤县南下干部在一起的日子

1949年7月18日平江解放时,我正在平江县城培元完小教书,虽然放假了,但没有回家。我亲眼目睹解放军和忻县南下干部进城的盛况,他们虽经长途跋涉,但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干部奸淫掳掠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冬学与农民教育:1950年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传统社会的冬学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识字教育与思想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故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因此,冬学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教育,其更加注重农业技术的普及教育,把培养农民正确的生产观、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冬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则是通过新技术替代传统生产方式,进而实现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改造。1950年代开展的以思想教育与农业生产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冬学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农村社会改造提供了技术—思想—社会的新路径。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1950年代的英国戏剧

戏剧作为一个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英国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二战以后的50年代,英国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挫折之际,戏剧文学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蓬勃之势,迎来了英国戏剧文学一次高潮。1955年《等待戈多》与现代主义的引入,1956年《愤怒的回顾》与新现实主义的兴起,以及此后的新戏剧的勃兴为其标识。     

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从1950年代出发

1950年代前后,为数众多的文人开始启程离开大陆南向香港,架构了史上另一波的流动轴线。这一波南来文人力匡、贝娜苔、赵滋蕃、易文、徐訏等建构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移动踪迹与书写墨痕,透过文人们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交出可观的在地书写。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厌倦、自我退缩现象,在在指向了西美尔(Georg Simmel)"麻木"厌倦的心理保护机制论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南来文人重生或再生、归去或归来的刻画过程。在处境上这些南来文人并非一般认知的强者主体,反而是孤独、无助者。以此为视角,证成他们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进而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     

皈依与疏离: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谈宗璞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

在一体化文化背景下,中国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宗璞在此期间创作的《红豆》却发出了别样的声音。显形文本表现出作家对集体话语的主动皈依,而隐形文本则表现出对集体话语的无意识疏离,显示出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通过《红豆》与《青春之歌》的比较,可以发现宗璞创作的独特意义。     

成都地铁对成都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整合

成都地铁的修建对成都城市文化是一次冲击,也是成都城市文化重新组合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成都城市文化向人文关怀与和谐社会文化过渡的重要整合机会,并且成都地铁文化也将成为新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

1950年代,为响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内重版了一批海外考证性汉学著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译介出版了为数不少有关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等方面的海外汉学著作;十年＂文革＂中后期,则译介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汉学著作。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译介具有不同时期各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著为主体、选译的标准为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选译的目的主要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帝国主义等特点。     

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

对外政策目标对于理解对外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取向,并限定了对外政策的实现程度。     

忧患、写实：怀想中国的一种方式——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散论

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80、90年代＂新移民作家＂是20世纪继＂五四＂时期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之后两个大的移民作家群体,移民后的＂离散＂状态使得他们的小说呈现出对故国的共同怀想,凝重的写实是他们怀想中国的共同方式之一,在此共同方式之下,他们的小说文本又显现了群体的差异与个体的多样性。以华文文学史为背景,对这两个移民作家群体的小说进行比较,能彰显他们的群体差异、个体的独特以及＂离散＂状态下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检视近20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前者可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其实这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叙事方式。今天对于当代史的叙述,应该建立在更为开放的平台上。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比以政治为主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为宽泛。作为当代史的起步阶段,50年代历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还因为从50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当下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那时全党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思想风貌;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言传身教;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制约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能够使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观自觉与客观制约、思想道德教育与民主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后者是根本。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带伤的黎明"(续)--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

5 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红色的激情时代、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是 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其散文虽有难以避免的困惑、迷惘 ,但更有人生历练中得来的醒悟。她们从认识、领悟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红色年代开始 ,接续了前辈对苦难记忆的反思 ,在前辈们不得不终结的地方 ,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 ,收获了以生命意识为基础的性别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生命在穿越了混沌、蒙昧的漫漫长夜之后的日出和黎明 ,然而是“带伤的黎明” ,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向经验层面的提升 ,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的反刍和生命的蝉蜕过程 ,也是一个女人精神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自我疗救与自我启蒙过程。     

重庆高校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作为改革原有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它为新中国重庆高校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推动了重庆高校的改造和正规化发展的步伐。但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形式、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这对于当今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重要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饮食业与现代川菜菜系发展述论

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随着川政的统一和抗战的爆发,成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获得加速发展,成都饮食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持续发展。高档中西餐馆、大众化的饭馆、面食店、小吃店、流动饮食摊点等不同层次的饮食业均得到较大发展;京、鲁、粤、苏等外菜系餐馆纷纷在成都开设;出现了西式饭店附设餐厅、西餐馆、影剧院贩卖业和腌卤业等饮食业新的行业形态。三四十年代成都饮食业的发展繁荣直接推动了现代川菜菜系走向成熟,使其具备了稳定的菜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