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传统叙事与地域文化实践

上古帝王传说以帝王为核心人物形成了丰富的叙事,帝子作为特殊的继承者角色,不仅完善了帝王传说的叙事体系,而且在与帝王的关系表述中隐射出历史的某些真相。通过对上古帝王父与子传说典型文本及叙事意义的梳理,可以总结出谱系化与非和谐化的父与子关系特征,以及“一与多”与“子不肖”的父与子关系模式。同时,在功能性人物如“不肖子”“拒位者”的辅助下,父与子的传统叙事体系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在上古帝王传说的当代地域文化实践如山西长子县的“丹朱文化”中,父与子关系却被重新建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演化的研究,可进一步窥探传说叙事发展背后的多元因素。     

感生、异相与异象:“天命”神话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

"天命神话"指以宣扬"天命"思想为主的神话,主要包括感生神话、异相神话与异象神话。自汉代至晚清,在中国正史中,感生、异相与异象成为历代帝王神圣诞生神话必不可少的叙事情节:帝王或因其母亲感天受孕而生,或天生异貌,或出生之际天降异象。这三类"天命"神话本质上是政治神话,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意图。借助于帝王诞生这一神话主题,"天命"神话通过感生、异相与异象这三种方式介入王权历史叙事。在此过程中,作为元叙事的"天命"神话因其表述皇族的神圣起源而进入历史,进而成为王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塑造性要素。根本上说,自商周以来关于"天"的神话信仰,作为"天人感应"核心内容的五行理念,以及关联宇宙论所强调的"天命"观,三者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中国正史中的"天命"神话。     

东汉时期的宴飨及其政治功用

宴飨,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及社会风俗和伦理观念的透视口。东汉时期的宴飨因其时代的特性亦具有除休闲享乐之外的政治功用。朝堂之上君主频频宴邀功臣宿将,是笼络与控驭臣下、维护政权稳固的一种帝王策略;臣僚之间的往来宴会以及形形色色的"鸿门宴"背后,则更包含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动机。纵观前、后期帝王举行宴饮的不同动因,亦可折射出东汉一朝政治生态的嬗变。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佳人才子”叙事策略的新构——晚清与明治政治小说的叙事比较

“佳人才子”叙事本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女爱情的主要叙事策略,传入日本后被明治政治小说的作者接受、借用,并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了变革。变革后的“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明治政治小说的代表性叙事策略,这一叙事策略又被晚清政治小说的作者吸收,并在晚清本土文化中再次实现新的文化生长。“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晚清政治小说和明治政治小说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从文化关系上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佳人才子”传统叙事模式的现代回迁。     

论《青琐高议》中帝王故事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所收146篇作品中有16篇是帝王题材的故事。与前代同类作品相比,这些故事的叙事重心由政治劝诫转向了娱乐媚俗,创作方法由纠缠于正史跃进到恣意虚构,语言风格由含蓄蕴藉变为朴野直露。造成宋代帝王故事世俗化转变的原因是：五代以降帝王权威的严重下降、创作主体社会地位与接受主体审美旨趣的变迁、话本小说审美趣味对传奇小说的渗透。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告别解放与自由的神话——论后现代政治的基本思想与精神

后现代政治对自现代性以来的解放政治基本持批判与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诉诸理性、主体、意义、进步、解放等"大叙事"、"元叙事"的解放政治,是导致整个现代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后现代政治诉诸一种与解放政治的宏观政治完全不同的"小叙事"、"游牧叙事"等微观政治,以期使人类走向希冀久远的理想之境.然而,这种极端的、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只能是导向政治虚无主义.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