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建设与济南工业发展

山东省正在全力推进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建设,但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核心城市,目前仍然存在着规模实力偏弱、首位度偏低等制约经济圈发展的突出问题。从2005—2011年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的动态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济南工业发展不足和服务业比重虚高。为此,济南必须将工业强市作为带动济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主要战略,在正确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基础上,全力促进制造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青岛城市首位度评估分析及相关对策

“广义首位度”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传统首位度理论存在的局限性,从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城市功能等方面评价首位城市发展水平领先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综合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心城市首位度评价体系。通过对山东省城市首位度的评价分析以及山东省首位城市及其关联度的判定,青岛首位度优势并不突出,需采取加快现代化国际城市步伐、解决城市规模优势不突出问题、提高产业关联效应、增强首位城市的集聚辐射力、促进区域一体化等措施提高青岛城市首位度。     

城市行政级别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人才集聚的视角

城市行政级别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为了从人才集聚的视角探析城市行政级别影响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行政级别、内生技术进步和人才纳入并构建一般均衡框架,通过一个跨区域的两期模型来分析行政级别和人才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利用2011—2020年全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借助熵值法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并进行创新能力水平的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人才集聚是行政级别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同,相比普通地级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需要创造激发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明确本地条件以落实差异化战略,也需要探索市场与行政的“无缝衔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收入差距——基于集聚经济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得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以西科恩和霍尔的集聚经济效应模型为基础,采用Shapley分解方法,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强者恒强"的自我强化现象。(2)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本地市场效应会促进流入城市人均收入增长,其携带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城市人均收入增长。(3)Shapley分解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本地市场效应扩大了城市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而其携带的人力资本水平却缩小了地区差距;但从整体来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研究结论意味着,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城市发展目标,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产业集聚对中国农业净碳效应的影响研究

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我国产业集聚对农业净碳效应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18年我国各省区农业净碳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且两极分化严重;与2000年相比,各地农业净碳效应已出现均衡化趋势,整体梯度差异逐渐趋于收敛,高值省份数量增加且变化较大,低值省域数量减少且变化不大。产业集聚与农业净碳效应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二者之间呈现“正N”型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净碳效应表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三阶段变化特征;从实际影响来看,区域内产业集聚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促使农业净碳效应量增加1.621%;除此之外,农业公共投资、农业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正向效应但作用力度要明显偏弱。产业集聚对农业净碳效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表现为区域间溢出和区域内溢出。具体而言,邻近地区产业集聚度每提升1%可促使本地农业净碳效应增加2.286%,而本地产业集聚对邻近地区产生影响后因受反馈作用自身农业净碳效应还会额外增加0.060%。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首位度与经济水平之关系——基于中国25个省区的实证分析

分别以中国25个省区2006、2010年的截面数据以及2007-2010年和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用Eviews软件分析城市首位度及其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之关系的结果表明,城市经济首位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性很强,且当省内人均GDP最高城市为省会城市时这种负相关性更为显著。针对这样的分析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出口贸易与城市规模关系再检验——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CSSCI

为了发挥以出口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对城市规模的作用,需要厘清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2个城市的经济地理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纳入要素市场与产业集聚模式的出口贸易影响城市规模理论框架,探讨出口在城市规模动态变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均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但在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东北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存在。此外,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影响要素市场和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本文结论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是资源型城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采用2005—2017年115个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效果、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程度、技术进步水平和就业结构优化是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2）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受到自身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影响,同时受到邻近资源型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是溢出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3）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变动趋势相对平缓,长期具有正向影响,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近年来的影响相继变为正向。同时,产业协同集聚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据此提出资源型城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中部地区城市国际化战略路径探讨——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城市国际化的兴起,是全球化向纵深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战略趋同"现象;只有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不断演进的历史脉络和理论经纬中,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城市国际化"的本质内涵。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既给中部省会城市国际化带来不利影响又提供了良好机遇,中部省会城市国际化的目标定位在于有效嵌入全球城市体系并成为中部地区参与全球化的平台,通过大力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产业国际化战略、优势领域创新战略和城市国际营销战略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