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常态,党内法规制度业已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推进党的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研究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际,深入分析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的巨大成果和基本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提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坚持"五个统一":整体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权威性和民主性的统一、规范性和操作性的统一、传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制度建设与文化培养的统一,严格规范党的政治行为,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发展党内民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党中央在理论上同现代政治学理论前沿相结合,强调了在政府之外的社会、人民的主体地位,表明党对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建设＂的高度重视,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巨大飞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进一步为发展党内民主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本文旨在通过论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发展党内民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描绘在推进两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初探

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举措。目前,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工作中仍存在思想认识模糊不清、制定工作有待改进、备案审查不够严密、统筹协调不够有力、审查力量严重不足、理论研究有待深化等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工作,建议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对党内法规制度制定环节的合宪性审查,完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加大统筹力度,加强专门人才建设,深化理论研究。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论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内依据党内法规来管理党的组织和党员,对外通过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分属不同体系,但在规范事务的范围上具有重叠性。制定党内法规必须与宪法法律相一致。党章和宪法高度关联,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实施状况成为观察宪法法律实施状况的重要管道,两者相互印证具有相通性。由于重视程度、党内民主等原因,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保障水平滞后于宪法法律。     

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

"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法和软法。但是由于我国宪法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对党务的调整必然影响和涉及国务。从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又同时具有一定的国家法和硬法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依法领导国家,依法执政。依法领导和依法执政既要依国家法律,又要依党内法规。但党内法规应服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优位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一般调整党的组织、活动与党员的权利、义务,在某些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领域,党内法规也调整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关系。因此,党内法规也应纳入国家统一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以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仅源于对中央苏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延续,而且也源于中共局部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根据地艰苦环境的需要。基于历史考察和文本梳理,认为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注重党员的学习与教育、党的组织建设、党对群众领导的工作方法、党员廉洁清正等方面。其历史经验在于:重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遵守党内法规上的模范作用;反映出党内法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为准则的专有性;针对党内突出问题助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党内法规建设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制度保障;以党内法规和成文法律确保从严治党的落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对政府规制中软法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政府规制的转型,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政府规制中推行软法治理。软法治理逐渐获得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认可,因为其适应了政府规制现状和公众参与的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软法治理的兴起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软法"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软法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软法的追求。因此从商谈立法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软法及软法治理的内涵。通过对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检索,我们发现被我国学界认同为"软法"的一些政府规制政策,实际上背离了软法的精神。而正确认识软法治理价值的前提在于对软法实质意义的尊重,即软法应该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为中心,在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规制的权力渊源。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及其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党内法规是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有待加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借鉴国家法律体系的相关理论,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要以"守正创新"为主基调,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具体制度体系,重构"大学操作系统",调动大学治理各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大学系统的动态平衡,涵养创新生态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这些机制主要属于事后救济和"根据决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开阔了行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的新思路,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完善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同时,需要关注新的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比如行政调解、首长接待日等,以建立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