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唐史札记二则

之一:东都分司御史台职责独"实化"小析唐代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陪都)。因此洛阳拥有一套和长安相同的官僚行政系统,但由于种种客观历史原因东都洛阳的官僚行政系统逐渐成了"不关政事而食其禄"的状态,尽管东都的行政官僚系统架阁之势已成,御史台职责却未彻底虚化。为什么它成了独秀于林的木呢?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的城市生活范式及其影响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在城市之中将日常生活诗化和雅化,并相互影响而形成一种生活风尚,其精神气质与心态特征则表现为疏狂与忘世,他们对仕隐关系亦进行了新的思考。这种城市生活范式的形成与洛阳优美的山水胜景、晚唐分司官员职务的闲散性质以及洛阳文人雅集唱和传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城市生活范式对宋代洛阳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逐渐成为洛阳的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城市生活方式。     

试论卢仝诗歌的平淡美

<正>中唐韩愈、孟郊等会聚洛阳,互相唱和,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形成了韩孟诗派。作为韩孟诗派的一员,卢仝作诗与韩孟等人一样求奇求怪。诗人于《有所思》中所描述的美好情趣,让读者看到善以险怪之笔作诗的诗人,其感情的倾向,却以朴拙雄浑为主,其诗风除险怪以外,尚有平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白居易任东都分司官考述

白居易晚年以做分司官求“独善”。本文对白居易任分司官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分司次数、分司官名等进行了梳理考证。白居易所以自求分司 ,一是洛阳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宽松 ;二是分司官待遇优厚 ;三是由于他晚年身体欠佳 ;此外他与洛阳也有一些渊源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武则天时期东京洛阳人文旅游研究

洛阳历史悠久,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有九朝古都之称.特别是隋炀帝营建东都,使得洛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公元657年,唐高宗复建东都之后,形成了唐朝的东西二京.武则天特别钟情于洛阳,成全了洛阳城市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成为洛阳发展都市旅游的坚实基础.     

论诗歌自律和主观选择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创作倾向息息相关."以文为诗"至韩愈形成一种有影响的创作倾向绝非偶然,它的出现主要由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韩愈个人主观选择等原因所决定.     

《诗经·王风》属地考——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王风>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周王城一带的诗歌,此说自汉以来相沿至今.当代<诗经>研究专家张启成教授根据三家诗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认为<王风>就是王畿之风,即是周代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地区之间的诗歌.其实,三家诗的原始材料与毛诗学派在<王风>地域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分歧.张先生是通过置换概念内涵的方法,将宗周也视为王城,然后,通过实例牵强地说明<黍离>、<君子于役>产生在长安以西,与东都洛阳无涉.因此,其说不足取.相反,东汉郑玄的观点因为其客观、科学与集大成性,二千年来一直为<诗经>学者所遵从.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变

基于宋代学术的不断演进,王安石对韩愈的思想学术有所不满,但其诗歌创作却受韩愈多方面影响,无论在内容、意象、体式、诗句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的呈现。但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继承却是以其特定的时代文化为背景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对王安石与韩愈诗歌关系的考察,我们既可以深入地了解王安石诗风的特点,也可以具体而微地把握宋诗特色的形成过程。概言之,王安石一方面对韩愈的整体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许多具有代表性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     

宋诗新质与欧梅唱和

宋代相沿成习的优游唱和之风为宋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唱和诗示才过人、追慕仿效的心理动机和唱和双方互动的运行机制是宋诗新变的重要内驱力;欧梅唱和正值诗歌变革的关键时期,迎合了当时诗坛普遍要求革弊创新的社会心理,二人唱和中超越常规的新奇因素便很快得到诗坛认可,成为宋诗新的审美特质。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论韩愈对李白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韩愈论诗主张李杜并尊,将二人视为诗学理想,一生倾心追摹,在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上多有对二者的继承。韩愈对杜甫的继承已为世人熟知,但其对李白的继承则尚有待深入研究。韩愈和李白在思想气质中有相通之处,韩愈诗歌在雄肆壮大的气势、浪漫奇瑰的想象以及"以文为诗"的手法等方面都对李白诗歌艺术有着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发展。     

欧梅唱和与宋诗革新

北宋仁宗时期的宋诗革新,是伴随着改革复兴的政治气候而出现的与古文复古互为表里的一次诗歌革新思潮.这次诗歌革新一方面得力于仁宗政治复兴的时代氛围和新兴士人阶层勃兴崛起的文人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主要诗人欧梅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摇旗呐喊.梅尧臣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他诗歌创作实绩上,更体现在他与欧阳修诗文唱和交往中的共同作用和互动影响上.无论诗学观念、审美理想,还是对社会群体的感召力,欧梅唱和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论曾巩前期诗歌创作——兼论宋调开创之艰难

本文分析了曾巩前期诗歌的整体风貌和形成原因,同时论述了他对韩愈和李白的学习模仿,在此过程中,曾巩为宋调的开创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他和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一起为宋诗高潮即苏黄时期的到来做了准备,也为宋调的真正成熟做了铺垫。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