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论韩愈对李白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韩愈论诗主张李杜并尊,将二人视为诗学理想,一生倾心追摹,在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上多有对二者的继承。韩愈对杜甫的继承已为世人熟知,但其对李白的继承则尚有待深入研究。韩愈和李白在思想气质中有相通之处,韩愈诗歌在雄肆壮大的气势、浪漫奇瑰的想象以及"以文为诗"的手法等方面都对李白诗歌艺术有着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发展。     

从唱和活动看云间词风的形成

本文从唱和活动入手考察明末云间词派的词论与词作,认为唱和活动的游戏性、竞技性对云间词人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影响甚大。云间词派以词为“小道”、以词为“言情之作”的词学观念,及其词作多闺阁题材、小令体裁,其婉约风格、浓艳词藻等风貌,都和他们的唱和活动关系密切。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变

基于宋代学术的不断演进,王安石对韩愈的思想学术有所不满,但其诗歌创作却受韩愈多方面影响,无论在内容、意象、体式、诗句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的呈现。但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继承却是以其特定的时代文化为背景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对王安石与韩愈诗歌关系的考察,我们既可以深入地了解王安石诗风的特点,也可以具体而微地把握宋诗特色的形成过程。概言之,王安石一方面对韩愈的整体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许多具有代表性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     

论韩愈诗歌的“渊明风气”

韩愈诗风恢宏凌厉、变幻神奇的一面较多受到认定,而实际上韩愈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笔调。这种诗歌风格接近于陶渊明,具有渊明诗歌之真、趣、淡和质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渊明风气"。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韩愈散文的文道与抒情

韩愈是司马迁之后最大的散文家。他领导古文运动,不仅有意识地在散文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潜心致力于散文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典范性的散文作品。本文从对韩愈的典范散文的分析来谈韩愈在散文创作中是如何文道与如何抒情的。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论诗歌自律和主观选择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创作倾向息息相关."以文为诗"至韩愈形成一种有影响的创作倾向绝非偶然,它的出现主要由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韩愈个人主观选择等原因所决定.     

从渤海国使节与日本诗人的赋诗唱和看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史长达200年,其间文化交流是一项主要内容。渤海使节与日本诗人的赋诗唱和,不仅表现了当时渤海和日本的文学发展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盛唐文化对渤、日文化的影响。渤海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     

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极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所推崇.而在古文运动自唐而宋的过渡、承接中作用最大,又最推崇效仿韩愈的,当首推欧阳修.欧文拟韩与欧诗仿韩,韩欧文体,宋盗唐与欧盗韩,法欧与宗韩,为前人对欧阳修在继承传扬韩愈及古文运动方面的评说,从而探索出韩欧之间的一线文缘.     

佛门演绎的故事——韩愈、欧阳修与佛教

退之之于大颠,永叔之于居讷,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公案,其真实面目如何,后人已难以辨清。正史所载不外是二子的卫道故事和言辞,而关于二人与僧徒之交往,只能从其诗文中进行推测。晚年归释说,主要出自佛门典籍,出于利益考虑,佛门之记载必定多有美化自己的用意,当不足取信。但结合作品和史书记载,发现佛门编造的故事竟也入情入理,可见佛教为了发展和生存,确实用心良苦。     

试论北宋儒学的演进与韩愈地位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急遽演进的时期 ,此期的韩愈研究在此特殊的背景中展开 ,深受主流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庆历前后 ,由于石介、欧阳修的大力提倡 ,韩愈受到普遍的尊祟。嘉、治平以后 ,随着儒学的进一步深入 ,对韩愈的讨论更为热烈 ,这种讨论由浅入深 ,涉及到儒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道统、心性论、文道关系等 ,许多重要的学者都参加了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