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金融资金支持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差异化分析

政府财政、信贷资金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随着财政、金融资金的投入,东部、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收敛或者发散的趋势,但是在中部地区出现了发散的趋势。并且在东、中部农区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不高,信贷资金在西部农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明显。因此,一方面要关注如何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财政、金融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更加关注这些财政资金投入运行的绩效,提高资金运行的效率。     

中国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核算

基于DEA方法对1978—2008年中国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表明,全国平均的效率值基本维持在0.7—0.8之间,2005年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地区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东部地区在2001年之后超过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在1981—2000的较长时间内始终处于较高的程度,但始终处在原地踏步的状态,并且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出现较大程度的波动。     

依靠科技支撑加快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西部地区赶超势头强劲.本文在区域现状对比分析基础上,一是运用生产函数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仍属粗放型,中部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到依靠内生动力科技进步的支撑上来;二是运用数学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科技进步是提高中部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三是实证分析了科技进步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中部经济发展效益的关键;最后,提出中部地区依靠科技支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和创新型经济、提升人力资本、打造区域创新体系等对策建议.     

我国各省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率的测算——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通过计算各省的诸要素成本份额,进而测算了各省要素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初步结论为:全国的要素配置效率从1994年开始逐年增长,但2007年后开始下降;东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每年都有增长,中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大部分年份都在提高,西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的增长率全部为负.     

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基于我国中部地区82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采用WLS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及截面门槛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效应、条件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的总体呈现挤出效应;同时,在差异实体经济水平的条件下,数字经济的挤出效应恒定,但影响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此外,数字经济的倒"U"型影响,证明了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存在影响"门槛".因此,我国中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数字经济规划,加强数字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完全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动能.     

加快中部地区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中部崛起进程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科技创新的世纪.科学技术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尤其在当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科技人力资源在区域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彰显.要推动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跳出"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科技人力资源.本文主要就中部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其开发对策进行探讨.     

内陆双向开放背景下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内陆双向开放对中部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2002-2019年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对其经济增长路径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测算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贡献度,可以发现:整体来看,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的贡献度最高,投资仍然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但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异质性的关键,研究期内,约有2/3城市增长路径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模式转换,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在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降低中部地区经济对物质资本的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政府支出和金融深化存在显著的反向作用.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支持研究

理论表明,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支持存在互动关系;Panel-Data模型实证了中部地区金融要素对资本形成的贡献度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当前,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融资能力差、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及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因此,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构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支持就成为必然选择,即加大对中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实行差别性的金融政策、培育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性资本市场以及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定量研究

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本研究构建了生产函数模型,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较重,全要素生产率依赖较轻,走的是一条相对粗放型的增长道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引领中部崛起新跨越:把中部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主导;提高市场化程度,为中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78—2003)

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生产效率演进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978—2003年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2)各地区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地区间差异基本保持不变。(3)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初始人力资本对生产效率有正面影响。(4)国有企业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和出口比重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低。相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生产不确定性较高,西部较低。(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下降。对生产效率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产业技术体系变革与东北振兴

东北经济目前面临着诸多问题,但其根本原因是产业技术落后。产业技术体系在工业社会中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它的合理与否决定着人类生产活动和生存方式的科学性、可持续性。所以,产业技术体系变革才是东北振兴的根本出路。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技术革命。     

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科技思想

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上,有三个重要里程牌.从毛泽东关于科技革命的思想,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再到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突出强调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发展的全局上把握现代科技的意义.     

建设创新型国家与管理科学的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应以突出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和普遍建立创新型企业为基础。就管理和技术的关系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管理方法与经验,中国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的局面已得到根本改观。但是,当引进管理所能容纳的"技术能量"释放完毕后,中国许多企业的技术研发,尤其是自主创新,出现了相对"萎缩"的现象。这对中国的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使企业技术自主创新具有充满活力的活动形式,就需要对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创新加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研究内容。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分析及对策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要桥梁,是科技创新成果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结合点。如何扭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局面,创新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对国内外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以研究整理、演绎归纳,对阻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建立起适应高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科技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和科技管理体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有效利用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模式,优化成果转化内部环境,探索新的运行机制。     

科技价值二分的哲学思考

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与其应有价值发生了背离。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与价值的背离,需要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和公正原则的尺度,达到最大限度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目的。中国要想避免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分析

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常被忽略,这尤其见诸社会学领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更易被低估或误释。从社会学论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遂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回顾半个世纪国内外有关历程后指出：１ 、在性质上,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的审视,实属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２ 、在机制上,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不当的社会运用;３ 、在成因上,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归根结蒂是社会价值的缺失和偏颇所致     

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模型的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和基石。以超效率SBM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2012—2021年的科技创新发展效率进行定量探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效率总体水平为0.64，未达到效率前沿面，但整体呈上升趋势；2.各地区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且差距显著；3.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为16.5%，偏向于技术进步的单轨道驱动模式。为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在经费和人才投入方面提出优化创新资源投入结构；在成果产出方面，应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促进科创成果产业化，增强科技成果产出转化；在区域协调方面，科创要素跨省（市）流动，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等建议。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科技工作,在实践中形成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主要有：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伟大功能;理论联系实际;走人民科学发展道路;加强协调合作与统一领导;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并重与统一,等等。     

技术统治：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评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统治的批判

在当代 ,科学技术实践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之一。但是 ,科技成果的广泛推广与应用 ,也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许多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法兰克福学派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展开了对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他们认为 ,在当代社会 ,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科学技术也即意识形态 ,是人同社会、同他人、同自己的工作相异化的根源 ;并且还引发了生存方式的深度危机     

试论庄子的“道”与技术观

庄子的技术观要求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合乎"道",通过深刻体悟"道"的真髓,来遏制技术的负面影响。庄子所持的技术观并未与伦理道德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技术活动的目的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了解和适应客观规律,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体悟"道"的精髓。庄子以"道"来反观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观,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