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

古籍佚文可分为今存书佚文和古佚书佚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应重视古佚书佚文的整理。对古佚书佚文中的谶纬文献进行整理,应包括确定主据本和参考本、缀合与剔重、核校原始出处、补充佚文、点校注译等工作程序。而对谶纬文献进行研究,则应注意谶纬文献产生流传史、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谶纬与上古文化的关系、谶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 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 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河洛谶纬与刘歆

河图、洛书传说在春秋战国以来久已行世,但对其内涵意义迄无明确说明。据现有文献考察,赋予其内涵意义以明确说明者实乃刘歆。刘歆的说明不仅赋予汉代谶纬以基本的思想内容核心,也奠定了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意义理路框架。这是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     

谶纬与象数

<正> 谶纬,是汉代流行的神学迷信,内容庞杂,但也有一些具有自然科学和哲学意义的理论。其中谶纬的象数思想和《易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发掘谶纬的象数思想的积极因素时,就不能不对《周易》的象数思想有所回顾,以期揭示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关系。 我们研究《周易》的象数问题,首先必须从爻象与爻位开始。爻是构成易卦的基本单元。爻象征阴阳两类事物,《系辞传》上说:“爻也者,效此者也”,“此”,指天     

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研究的分期与成果

任蜜林在《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撰文《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指出,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的谶纬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的谶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05到1949年,可以称作谶纬研究的奠基期。在这期间,对于谶纬的研究,多集中于谶纬的源流、篇题、价值等方面,如刘师培的《谶纬论》、陈延的《谶纬考》等。其中顾颉刚和陈槃的研究最具代表,顾颉刚对谶纬的起源、内容及谶纬对东汉的影响等作了探讨,为后来的谶纬研究开辟了道路。陈槃则在谶纬起源、篇题等方面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以后谶纬研究的基础;从二…     

谶纬的禁绝与辑佚

从历朝历代均要禁绝谶纬来看,实际上禁之不绝;禁绝谶纬虽然主要令出帝王,但帝王往往信仰之。之所以要禁绝谶纬,则在于谶纬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君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此问题恰恰属于最＂敏感＂的话题,不可讨论。此外,将学术史上对谶纬的辑佚加以展示,可以为谶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指引。     

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谶纬在东汉极为盛行 ,上至皇帝 ,下至一般士人 ,都对其深信不疑。光武帝用人、行事都从谶。经生都读谶 ,经、谶双修 ,在国家法典《白虎通》中有大量的谶纬思想。有关汉高祖的“五星聚东井”、斩白蛇及光武帝的《赤伏符》是赋家运用较多的政治神话 ,其目的在于为汉政权的开创及中兴寻找合法依据。赋家还用祥瑞之事为帝王歌功颂德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 ,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 ,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 ,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的地位的目的 ;另一方面 ,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 ,相反 ,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谶纬言说与中国文学意象论的演进

谶纬除过在题材、想象、虚构,以及叙事等方面影响了彼时的文学,尚在文学、美学层面“意象”的形成、演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思辨层面.谶纬之天文、地理、人事、祥瑞、灾异等言说及其意义解读的“象告”与“言象”之言说方式不仅依托于《易》等汉代经学在哲学性层面,也在文学观念性层面引导人们加强对“意、象、言”关系问题的探讨,使得天人感应、主客交流的内在属性及观念性、想象性辨析趋于深化和凸显,从而完成了经由《易》之意、象、言,王充首次“意象”合用,荀粲、王弼之“言不尽意”论的过渡与铺垫,直至刘勰“窥意象而运斤”为标志的审美层面“意象”论破茧而出的演进过程,并具有了类似于后来章学诚所谓“人心营构之象”的含义.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谶纬、意象、天人等关键词以及汉魏晋文学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到艺术世界赖以发生的媒介、过程和特点.     

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

谶纬是汉代重要的思想之一。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的谶纬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了,所以有必要对中国百年来谶纬学的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研究的状况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谶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趋向。     

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

谶纬是两汉神学-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谶纬在汉赋中的出现,既强化了汉赋的政教功能,也增添了汉赋的美学趣味。汉赋创作的实际成就显示：谶纬之学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谶纬与陈桥兵变

后周显德六年,"点检做"谶纬的出现,使张永德被解除殿前都点检的要职,改由赵匡胤接任。由于张永德与李重进均是周世宗姻亲,且并没有在这次职位改变中获得实际好处,因此最有可能制造这一谶纬的当属赵匡胤。赵匡胤取得殿前都点检的禁军要职以后,又借助谶纬、天象、策书等蛊惑军心,发动了陈桥兵变。"点检做"这一谶纬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匡胤借散布谶纬达到其政治目的行为或许受到了刘裕的影响。     

谶纬的起源

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兴起,以为汉政权确立合法性依据。谶纬几乎同时产生,其主旨与经学相类,只不过多了许多怪诞的成分。王莽篡汉,大量利用谶纬,光武中兴,以谶纬为国家意识形态,谶纬得以最终定型。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

对于西汉中垒校尉是否“外掌西域” ,传世文献记载不同 ,后世研究者观点各异 ,本文引敦煌悬泉汉简 ,认为其确有此职能。     

"西语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文献,在概念的移译上,多少潜移默化地在其“解释性”中接受其“政治性”影响。当然,翻译的“解释性”并不直接等于“政治性”,关键在于翻译所奠基的“理解—解释”之根据是“真实”,还是“真理”?而“真理”自身带有的“权力性”自然会向“政治性”转化。这只是一个总的区分,其强弱程度还要依赖许多中间环节——其中主要是推动词语选择的历史契机与精神倾向。这里简化为:在“解释性”中只限于谈“真实”与“真理”;在“政治性”中只限于谈“差异”与“选择”。而总的倾向是要归属于语言的“语言性”中聆听“道说”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诸神”或“真理”之审视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