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时期洛阳的经济发展状况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 ,书中全面反映了北魏都城洛阳的基本面貌。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 ,对当时洛阳城中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论述 ,进而阐释出洛阳在孝文帝迁都后从永嘉之乱后的衰败中迅速恢复发展 ,并重新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深刻历史动因     

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迁都洛阳.对这次著名的迁都之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迁都洛阳是导致拓跋鲜卑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七月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历6帝7世凡97年;而迁都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宗族他人了,正如《魏书》所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考论

北魏孝文帝当政之前,北魏在军事实力上已超过了南朝,南北对抗的军事均势已被打破.孝文帝前期,其朝政决策人为冯太后,其时已有人提出灭亡南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颇合冯太后之心意.孝文帝亲政后,一再表达其南征与统一的愿望,并付诸实施,以致其排除各种阻力,迅速迁都洛阳,并在南迁草创之际,连续率师亲征,急于征服南朝.对于孝文帝急切的南征举措,朝臣中存在分歧与争议,其中一些鲜卑保守人物反对迁洛与南征,这与他们抵制汉化是一致的.河北与河西人士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对迁都与统一并不反对,而对进度和具体战术布局有看法,主张缓征.而南来人士和青齐人士则多积极支持,以争取功业.在强烈的统一愿望驱使下,孝文帝对反对意见简单压制.     

南北朝

北魏长陵位于洛阳城西北约15公里处孟津县朝阳乡官村邙山之颠。此处存大小冢各一，大者高35米，底部周长141米；小者高23米，低部周长110米。两冢相距约100米，当地俗称“大小冢”。分别为高祖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太后之陵。孝文帝拓跋于太和十长年（493）率军南下，翌年决定由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他实习汉化政策，并规定死后葬洛阳。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汉化心理剖析

冯太后对孝文帝近乎虐待式的教育,拓跋家族皇权至尊的尴尬,以及冯太后耀眼的政治光环,给孝文帝童少年心灵带来巨大心理创伤和压力。作为帝王的孝文帝,在冯太后生前有如傀儡,冯太后死后,由于鲜卑元老旧势力的掣肘,孝文帝在平城仍很难施展抱负。因此,迁都与汉化是使他的压抑与焦虑获得的释放,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亲政后一直支配着他的行动。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

北朝时期,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妾的地位与命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孝文帝迁都前,妾似婢妓,地位卑贱;孝文帝迁都后,妾的地位复常,并能够与夫、妻抗礼。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妻妾之礼在北朝的废阙与恢复。孝文帝迁都前,妻妾之礼废阙,庶子类于佣奴,使妾扩增子嗣的功能变得微乎其微,遂沦落到几乎与婢妓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礼制改革,太和十九年(495)重新确立聘娶为妻,否则为妾的原则,这使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但传统的妻妾礼俗却一时难以回归。     

五代都城的变迁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后来,建东都于洛阳。唐末,天復四年(904),身兼宣武军等四镇节度使的朱温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朝廷,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其后,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繁繁,都城几经变迁,甚至同时有东都、西都、北都、邺都之称。作为都城,应当以朝廷百司所驻及神稷神坛所在为准,而以前者为主要依据。现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对五代都城的变迁,考察如下。后梁先都开封,迁洛阳,再迁开封     

"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

"天下之中"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它形成于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河洛地区丰厚的文化根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孕育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古代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     

亚述历次迁都比较研究

在历史上,亚述曾经多次迁都,亚述都城的变迁表明:亚述都城的选址多侧重战略意义突出的地理位置;迁都是亚述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亚述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适应变化的政治形势的客观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迁都往往成为缓解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内部冲突的有效途径。此外,亚述迁都有时也取决于亚述国王的个人意志。     

三代居洛与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

夏商周三代均曾在今洛阳地区建都,但三代选择以洛阳为都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这种择都原因的差异直接反映着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夏代选择在洛阳地区建都以族群的生存发展需求为主;商代早期在夏故都附近建立都城则出于确立国家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直到西周时,综合性的都城择址理念才日渐成熟,西周成周和东周王城在洛阳的兴建正是先秦成熟都城择址理念的具体反映。     

略述商王盘庚对都址的选择

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促进了商朝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振兴了中国奴隶制,这是盘庚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尽管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莫衷一是,但对盘庚迁都于殷,学者们的看法颇为一致。本文即对盘庚选择殷为都址的有关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众所周知,都城是古代中国每一王朝(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     

郊庙地点与五代两都分立

五代都城基本上是两都格局 ,而国家郊庙地点与天子之居都常不为一 ,这是五代政治和礼制的一大特色。五代国家祭祀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离合 ,以及郊庙地点由洛阳向汴梁的迁移 ,体现了国家祭祀中心对政治中心的趋向性 ,表明五代政治重心的转移是逐渐完成的。而都城的政治职能先移郊祀职能后移 ,则勾勒出了五代都城功能性转移完整的过程。五代两都格局在《新五代史》卷 6 0《职方考第三》中有明确的记载 :“汴州 ,唐故曰宣武军。梁以汴州为开封府 ,建为东都。后唐灭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汉、周因之。”“洛阳 ,梁、唐、晋、汉、周…     

简论鲜卑汉化与北朝兴衰

鲜卑兴衰与北朝兴衰同步,走着鲜卑汉化、统一北方,北方统一、鲜卑消失的历史道路。公元439年,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翦灭鲜卑慕容部、乞伏部、秃发部,统一北方。孝文帝改革是鲜卑拓跋部汉化成功的范例,但迁都洛阳后的一些改革不彻底,给北魏带来严重恶果,导致分裂。鲜卑宇文部为求生存、求发展,实行改革以自强,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融和,灭掉北齐,融入先进的、更大的民族大家庭。     

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

六镇豪强酋帅主要由拥有权势和世代受军镇压迫的两类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构成,双方有着尖锐的矛盾。其群体无法依靠父祖官爵进入门阀体制,社会地位并不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两类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是引发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六镇暴动主要是由在六镇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酋帅领导,反抗军镇压迫和求生存的抗暴斗争。有权势的豪强酋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北魏镇压暴动的主要力量。两类豪强酋帅在迁到河北后,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一度联合掀起河北暴动,但由于其群体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松散,又无法立足河北解决生存问题,从而在尔朱荣的进攻下一败即溃。     

北魏孝文帝对保守势力的斗争和笼络

改革作为一场艰巨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若要想其顺利进行,必须得到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而化解保守势力的反对显得尤为重要.以对改革的立场而论,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统治集团可划分为三个派别:以汉族官吏和宗室贵族为主体的改革派,主要由宗室疏属和代姓贵族构成的中间派和保守派.孝文帝改革遭到以宗室疏属元丕和代姓贵族穆泰、陆叡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集中体现在迁都之初太子元恂的谋反和恒代贵族的叛乱.孝文帝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废黜元恂太子之位,派遣改革派中坚大臣任城王澄平定恒代叛乱.在严惩首恶的同时,孝文帝又尽量缩小打击面,以免株连无辜.孝文帝从改革大局出发确定其对统治集团各派别的政策,支持、赞同改革者加以褒奖重用,反对改革者予以严惩,对部分保守势力还采取了一定的笼络措施,从而在整体上协调了统治集团意志,稳定了迁都之初的政局,巩固了改革成果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

《洛阳伽蓝记》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兴废为题,记述了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该书不仅可视作了解北魏洛阳佛教史及社会政治史的辅助材料,而且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洛阳伽蓝记》的内容涵盖了地理、历史、宗教、风俗、文学等各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价值。     

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述论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南北朝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位二十余年(公元471—499),史称:“听览政事,莫木从善如流”,“恒恩所以济益”太和年间,他厉行改革:颁布均田令、改革租庸调、厘定官制、迁都洛阳,政绩卓然。他的改革,既缓和了民族矛盾,恢复和发展了中原的社会经济,也加速了鲜卑拓跋部本身的社会进步,对历史复归统一,隋唐时代的繁荣,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半期向下半期转变,起了促进作用。然而,历来对孝文帝改革的论述,较少涉及其法制方面,本文拟作探索,企求教正。 一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先着手于立法。立法务求简明、宽疏,对于前代沿袭下来的残刑酷法,则予以废除、减轻。现述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