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北朝豪族与社会救济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困窘,北方的豪族积极发起并参与社会救济,对宗族、姻亲、邻里、乡党乃至于陌路之人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免于破产流亡,乃至铤而走险.这些救济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有助于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为各地豪族赢得了良好的公益形象,但也造成宗族、宾客对于豪族的人身依附,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灿辉割据纷争时代地域势力的兴起，既有它内在的动因，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内在的动因而言，主要是指强宗豪族的发展，带动或支配整个地域势力的运转趋势。在以侨姓势力为主的南朝雍州势力中，河东柳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以柳氏家族作...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

生产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和社会关系中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所以,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的阶级社会和宗法制社会。这三个主要特征,渗透到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结构,而豪族地主则是其中的一元和一个阶层。对豪族地主的考察,既要分析其地主阶级的共性,也要看到其阶层个性。豪族地主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有强烈的剥削性。但又是经营性地主,是残酷的压迫者,但又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不具特权身份,是非身份性地主和非统治阶层。这就是豪族地主的两重性。本文着重分析豪族地主两重性中的后者,时间跨度主要在汉唐间。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宗族与江西古代农村社会--安义千年古村个案研究

宗族是中国古代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安义县两大传承久远且完整的大宗族的个案研究认为江西古代农村社会是在宗族的形成、扩展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而江西宗族的形成和北人迁赣又是紧紧相连的;宗族以其金字塔式的结构特点,以其族产、族祠、族谱形成的凝聚机制,以其家法族规形成的约束机制及宗族的教育塑造机制,维系着中国农村社会超稳定发展;而光宗耀祖的宗族观念严重阻碍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小农经济结构的变动,加固着农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晋书·宣帝纪》曹仁"焚弃(樊、襄阳)二城"辨误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汉献帝延康时期(220年曹丕代汉之前),汉政府得知一小股吴军西过襄阳,马上派丞相府长史司马懿向襄阳守将曹仁传授应对方略,西来吴军必不敢为患,襄阳战略要地一定守住,曹仁竞违令焚弃二城。《晋书·宣帝纪》这段记载有误,理由是:《晋书》上这段引文错误很多严重失实;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军法不容;这也和曹仁的作战经历不符;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     

民初云南绅耆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民国建立，云南绅耆不仅没有边缘化，地位反而越居显要，无论在政坛还是地方社会中都充当重要角色，活动甚形活跃，绅耆通过重新分化组合，趋时应变，变化身份，保持了既往的权势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辛亥革命虽完成了政治上的鼎革，社会鼎革似未出现，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很明显。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结构与变迁

清代南疆基本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追溯至当地伊斯兰化初期,蒙古入侵虽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但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原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模式并无根本上的变化。叶尔羌汗国后期最大的变化是和卓阶层的崛起及建立起有利于本阶层的政教合一权力结构,清政府对天山南路的统一是从对当地社会等级结构与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开始的,虽然清政府最终变成了一切权力与威望的来源,但当地社会仍等级森严。新疆建省后,原有等级结构的松动和阶级结构的强化是南疆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化具有从封建时代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进步意义。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弥补政府失灵和调整政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制度环境、管理体制、组织自身能力和价值观念则是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要充分推动和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执政党的推动是主导力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是前提条件,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在动力,转变控制、怀疑和依赖观念是深层次的观念动力。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

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庇荫网模式与以下三个制度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恩主—受庇人”的庇护制关系。其次,是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一些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人事组织结构,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庇护。这三种制度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苏丹化”的结构性基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这种以庇荫网为基础的类苏丹化的地方政治顽症就很难根本铲除。     

论文明前夜民间社会的出现与民间信仰的生成

在远古时代,社会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分层尚未形成,原始信仰与崇拜自然也就未有分野。在文明前夜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城乡分野出现,社会结构也显现出以权力人物为核心的上层社会和以普通劳动者为主组成的民间社会。权力人物与上层社会垄断了与天地沟通的种种崇拜与信仰,那些与社会生产和生活较为密切的信仰则由民间社会所传承。     

论中央苏区的军邮

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