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集团的抗衡:1931年上海钱业公会请求另订《钱庄法》之争

1931年<银行法>的颁布意味着钱业存在的法理基础被否定,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钱业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银行法>的颁布确实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但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尚不够成熟,<银行法>还不适宜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上海钱业公会作为钱业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关,为维护共同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采取共同行动进行游说,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态度因之发生变化.虽然上海钱业公会另订<钱庄法>的请求因立法院的反对无果而终,但由于钱业公会等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银行法>也因此悬之高阁,反映出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的行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

上海钱业在辛亥革命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同业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流的公共事务日渐繁多,同时受清末民初工商界结社制度导向的影响,上海钱业公会应运而生。尽管其初期的组织形式和会务制度比较简单,但其后渐趋完备,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维护同业利益,促进同业发展,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1908—1936)

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初创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的实力,与钱庄发生密切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但由于两者的利益冲突,以及银行公会的发展壮大,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解放前天津的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天津曾有过一家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这家交易所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可为我们今天增设新的证券交易所提供某些借鉴。 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是当时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署以训令指定天津银行业公会负责组织的,规定由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四市各银行为发起人,所址设在天津;资本额为伪联币2000万元,计天津1000万元,北平500万元,青岛、济南各250万元,由各市的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和商会分摊。1944年12月底天津市开始协商,规定出认股集     

钱庄业研究综述

钱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巨大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长期并存.对本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文试图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以后,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

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是成立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抗战之后,同业公会将药品市场管理的重心集中在解决药品市场短缺及外汇配额问题上,此时政府对药品市场的干预较为明显,因此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争取药源及扩大外汇配额,平衡市场供需。公会在协调行业立场、组织药品配售、平衡会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受制于政府之行业管制,公会的许多努力难以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在华外国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在华外国商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网络,它们参与了中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一些活动。它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在: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为中国利益游说母国政府、增大法院的压力,等等。在这些外国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展现出中国政府过程"压力政治国际化"的一面。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

商民协会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商人团体,对它的建立及其与旧商会冲突和合并改组等 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基本政策。通过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与上海等沿海地 区商民协会差异的比较,成都市商民协会并不像上海等地那样是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国 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的“临时党化工具”,而是在与四川地方军阀政府支持的成都总商会的斗争中缘起和 发展的,并实实在在地为商民利益奔走呼吁的商民利益集团,并最后主导了旧商会的改组。说明国民党对 内陆城市民众团体控制的薄弱。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初探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得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之考察

1921年末的华盛顿会议,引发了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天津商会领导广大津埠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主持赴美天津国民代表的选派工作,并积极为其募捐各项费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开展“筹款赎路”运动,推动胶济铁路的收回;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打击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在上述活动中,天津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通过合法渠道阐释自身意愿,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而此时,北京政府亦为民众运动创造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样社会和国家之间就构建了一种双向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强大合力,最终促成政府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胜利。     

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背景、目标与路径

商会承接政府职能,是破解政府失灵难题和发挥商会比较优势的产物。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目标,就是使商会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当前,必须从制定承接的基本原则、构建承接的稳定基础、形成"三元管理体制"、确立承接的方式、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和拓展运营资金来源渠道等方面着手,提升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能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