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闹”字的美感作用

诗词贵意境。意境往往由佳句表现出来,而佳句则多由奇字造成。因此,诗词的艺术魅力和美感作用,往往就在炼字上。宋祁在《玉楼春》(《东城渐觉春光好》)一词中,用了一个“闹”字,就使“红杏枝头春意闹”成了传世名句。对“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历代诗词评论家有不少评论,有褒有贬,绝大部分是赞赏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写道:“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闹”字写出了真景物真感情,真景物是红杏枝头杏花盛开的繁盛景象,真感情是作者对盎然春意的欢娱的感情,因此“境界全出”。     

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也谈“唧唧复唧唧”

《木兰诗》开篇第一句“唧唧复唧唧”中的“唧唧”一词,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均解释为“叹息声”。《汉魂六朝诗歌鉴赏集》说木兰“‘当户’而织,说明木兰是一个辛勤劳动的妇女,而不是侯门小姐。本应听到她织布的声音,而听到的却只是她‘唧唧复唧唧’的叹息声。”黑龙江省高师函授教材(1978年编)也说:“这里     

读谢疑考

<正> 《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第369、370页说谢诗的“初发芙蓉”、清新自然,“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诗品》语)的时代里”,“确可一新读者的耳目”。又,《南通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第38页亦云,“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诗作能如‘初发芙蓉’般清新自然,其历史功绩尤其不可抹煞。”说谢诗如初发芙蓉,使人耳目一新,是对的;但说他的时代是“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则又值得斟酌。谢灵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他处于晋     

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初探

集杜句,“学琰语”,用以自遣,是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的主要特点。作者在代蔡文姬立言的同时,融进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艺术地概括了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抒发了社稷倾覆、民族劫难的深愤巨痛。文天祥《胡笳曲》凝重沉郁的风格,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可谓同曲异调;又在诗歌体裁和表现手法上提供了与《集杜诗》200首不同的集句创作经验。     

文天祥《集杜诗》与《胡茄曲》异同论

《集杜诗》和《胡笳曲》都是文天祥的“集杜诗”,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处表现在诗歌中包含的主体精神和诗歌主张上,不同处表现在这两类诗的艺术形式和给我们提供的认识价值上。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论毛泽东诗词(续)——《毛泽东诗词艺术论》引论

四毛泽东诗词用的是旧体,所谓“旧体”是相对于“五四”以来的新诗说的。旧体是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主要是诗和词,所以我们把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旧体诗统称为诗词,以示与一般新诗的区别。我国诗歌有着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这个传统一般认为是从《诗经》开始的,后来经过汉乐府、唐诗、宋词的发展变化,而到唐宋时代基本定型。毛泽东诗词所用的旧体,从体裁形式到表现手法,基本上是对自《诗经》以来我国古典诗歌传统艺术的借鉴和继承。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论柳青早期短篇小说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数量不多,只出过一本集子,名叫《地雷》,共收了八篇作品。柳青在《地雷》“后记” 中写道:“八年抗战中,我前期曾到过前方部队的营连里工作过,‘百团大战’(一九四○)时回到后方,‘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二)以后,又跑到乡政权里去了,其间认真的坐在屋子里工作的时间才一年多。上面的八篇小说,除了首尾两篇之外,都是这时写的。我写的不多,写好的更少,自己愿意集起来的便只有这点东西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远不止于这八篇,但他只愿集起“这点东西”,足见柳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猎户》讲析

(一) 《猎户》写于1962年9月20日。作者是人们所熟悉的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吴伯箫同志(1906——1982)。“早年他即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数十年来撰写出大量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成为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著名作家吴伯箫逝世》)他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歌声》都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五十年代末,“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扭转这种危重的形势,1960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版本流传撰述时间小考

汤志钧选编《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版)下册所收之康氏《理财救国论》一文,于选录文末“说明”中云:“本文前言谓‘数年前撰《理财救国论》,久未公布’;他(指康氏)1908年冬写的《金主币救国议(论)》也说‘吾《理财救国论》且有待焉’。是此文撰述较早,而正式刊布则在辛亥革命以后”。并因该文曾于1913年2月出版的《不忍》杂志第1册中刊载,遂至选录该文时标明“(1913年     

层次逻辑系统论--以哲学与章法学作对应考察

逻辑层次,乃由多样的“二元对待”为基础,经“移位与转位”之过程与“‘多’、‘二’、‘一(0)’ 螺旋结构”之终极统合,而形成其完整系统;这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 源,也可从辞章章法结构中寻得它的具体呈现。因此本文即从“二元对待”(含“对比与调和”)、“移位与 转位”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等层面切入,作对应之探讨,以凸显出层次逻辑系统在哲学与章 法学中的纽带作用。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使用数字的几个问题

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要求新闻出版等有关单位试行。试行一段时间之后,便正式确定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己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于1996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语言实践中,关于阿拉伯数字的使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一、世纪和年代误用汉字依据《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例如:①段玉裁注:“《汉书》多用‘哥’为‘歌’。”但时至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在写     

对“以丑为美”评《死水》质疑——与俞兆平同志商榷

《死水》是闻一多用美学上多样化的修辞手法,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诗篇.由于诗人用了大量的华丽词藻描绘丑恶的物象,因而评者在“美”和“丑恶”的内涵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朱自清认为“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①.郭沫若则说:“这(指闻一多的论文《庄子》)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即刻意于此”②.臧克家不同意朱自清的解释,认为“应该把‘丑恶’意会为黑暗现实的反面”,是“另一种力量”,是作者“渺茫的希望”,“是否可以把这希望理解为革命?”③任钧认为臧的说法,“过分牵强”,他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认为“诗人原拟用‘美’来反衬,反讥‘丑’”,但“诗人当时还未能在诗中揭示丑恶现实的本质及其成因,结果‘丑’反而为‘美’的形象所冲淡,所掩盖,而诗人对现实的真实态度,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了”④.最近,俞兆平同志师承郭老的说法,不同意臧、任二同志的解释,并说他们产生“偏颇之见”的原因,“盖出于未能正确理解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一诗中所采用的‘以丑为美’的艺术表现方法”⑤.“以丑为美”是《死水》一诗的艺术表现方法么?这是一个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评价文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