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诗与非诗——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初探

中国古代诗学有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儒家诗学重艺术（诗）的依存性，即重诗与政治、历史、道德等的关系；道家诗学重艺术的独立性，即重艺术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探讨。道家诗学尽管常受压抑，但仍然生生不息，对中国古代诗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既有对峙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正是这种对峙与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诗与非诗的复杂形态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浅论儒家诗学对词学的影响

从词地位的提高、“兴观群怨”诗观对词的影响以及“温柔敦厚”的审美趋向三方面分析了在儒家诗学影响下的词学发展,说明儒家诗学这一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学进步的重要意义。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

唐代诗人的创作实绩与诗学理论的建树不相称已成学界共识,但白居易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诗坛巨匠,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亦具有相当的总结性,而且是研究唐代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无法绕过的一环;因此,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往往是观乎其内,而无超乎其外,没有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源头进行有效的探索,所以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尽管场面热闹,却终隔一层,总有说不圆的地方。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拟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作一追溯,考镜源流,以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及其内涵--兼及该命题的再评价

不管怎样认识儒家诗学儒家诗学，在中国古代占据主体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诗可以怨”的另一相辅而又相成的命题——“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诗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怨而不怒”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等多方面的诗学内容。本文的意图，一方面是对钱钟书先生没有谈及的问题作一补充，另一方面就前人及时贤对这一命题过多的指责进行辨析。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溯源

赵执信是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学理论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他认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设格甚宽”应“各从其近”;要选拔真才,反对结成宗派。他的诗学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强调了文学艺术“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诗学理论和其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温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人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