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上的意义

近代以来,人的尊严已被普遍接受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同样,在法律上,人的尊严也是现代法律价值秩序的根基,是现代法律的根本预设,其奠定了法律主体成立的基础,是评价法律内容正当性的标准,而且还代表着法律的终极目的.     

主体性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主体性问题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以及西方哲学界有关主体、主体性涵义、价值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的综合分析,对法律主体进行论述,结合当今法治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当前法治进程,揭示各法律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法律价值的二重性

法律的恒久生命力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最终都趋同于把法律作为精神权威和行为规范的现象足以昭示法律之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人类对法律的独特的理性价值追求。法律价值具有二重性:一重体现为法律中的人的理性价值追求;一重是法律具有满足主体追求的属性。前者表现为法律的内在价值,后者表现为法律的外在价值。     

从独白到对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论证理论摆脱了传统法律方法论所预设的单一法律决定主体的理论局面,而引入多元化的主体,由此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可能.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德沃金独白式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形象已经被"听众"和"解释的共同体"等复数主体的观念所取代.从独白到对话的理论演变,使法律方法从传统理论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人工智能+法律”发展的两个面向

"人工智能+法律"已渐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语义逻辑上廓清研究视域,其运动发展似可分为两个规制面向: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就前者而言,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机器人行为规制等一脉相承的问题,又面临法律规制理论建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权利、行为能力以及责任分配与承担等全新的法律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以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无论是法律推理系统、法律建模,还是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智慧司法,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服务必须置于伦理规范和政策法律的规制之中。     

论高校学报多重著作权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向来是我国法理学中的重要理论课题,高校学报所涉及的期刊行政管理关系和学报与各横向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调整,就结成了以高校学报为一方主体的多重法律关系。理顺这些法律关系对维护我国期刊出版的正常秩序及保护各方的正当合法权益都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我们至今未见有关于高校学报著作权法律关系的系统论述,这个课题乃是一个空白。按照法学理论上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这一法律关系可以进行学理上的分类解析;而按照这一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的相对稳定性特征,可以描述出五种具体的高校学报著作权法律关系。这对观察和构建我国整个期刊乃至整个出版物的法律关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法律解释主观性的解读

法律解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是法律解释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在唯物主义思想观的统治之下,我们似乎愿意承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尽量避免法律解释的主观性.学界诸多学者高呼拯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更愿意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担心过分强调法律解释主观性会让法官变得专断.事实上,法律解释过程中是无法达到理想的客观,法律解释的主观性是无法回避的,作为法律解释主体的人也永远无法摆脱主观性的宿命.在人本主义法学日渐兴起之时,法律解释主观性被认知并得到良好的规范可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可以避免被形式正义的严格逻辑所困惑.从语言、利益衡量、解释方法的路径分析,法律解释无法回避的主观性昭然若揭.在一定程度上法律解释是绝对主观性与相对客观性的结合体.     

论促进型法律之法律责任

促进型法律是一种新兴的法律现象,其特点是较少甚至没有设置法律责任。它的理论背景包括立法妥协、理想追求和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软法＂理论。促进型法律文本中的责任主要包括行政主体责任、其他主体责任以及援引其他法律等形式。过错责任原则是促进型法律的主要归责原则。政府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以及道义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等。     

重构法律的道德内涵——霍耐特"承认理论"视野中的法律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力图在主体间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学说.在这一理论视野中,霍耐特试图重新为法律奠定一个道德的基础,把法律视为承认运动的环节之一,从而超出了近代以来的自然法理论.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中国法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及其改革维度

接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学生成长为合格的法律人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法律职业道德培养的缺失却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造成这一现象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原因。根据合格法律人的通识标准,对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建立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寻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三个维度。     

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随着家庭暴力案件的增多,传统观念中的“私领域”行为已影响到整个社会。当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女性转变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后,家庭暴力就不再是一个家庭问题了。法律改革和法律保障、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进行公力救济是应对家庭暴力最好的保护和惩戒方式。笔者试图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本国实际,从法律角度对反家庭暴力作出有可操作性的探讨。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舆论监督法律关系

舆论监督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研究和制定舆论监督法的总体框架的基础和必由路径,也是深入探讨我国舆论监督法治化的基石。我国舆论监督法律关系即我国舆论监督法在调整新闻媒体与政府、公民、法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新闻媒体、新闻记者、政府、公民和法人是其主体;物、行为和智力成果是其客体;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其内容。     

法律实施中的“隐性监督者”——基于内生性视角的考察

“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是法治中国的时代议题。传统的外生性监督理论习惯于在“法律实施”之外寻找监督者,强调“监督”与“实施”的相对独立。然而,一旦聚焦于法律的实施过程,便可发现内生于“法律实施”的“隐性监督者”。“隐性监督者”生成于法律实施的场域内,包括权利人、专业主体、合作者、科层主体四种类型。这些监督主体依托法律实施内部的权力互动关系,基于“凝视”与“责任”的运作机理,塑造了精密的监督格局。充分挖掘隐性监督者的主体地位,认真对待其参与法律实施的合法权利,并通过制度安排放大其权力凝视效果、完善其监督责任设计,实现内生性监督与外生性监督的视角互补,有助于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法律信仰:真实还是幻象

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以及法律意识的形成关系密切.从语源学的视角能够剖析法律信仰之源起.当前,人们对法律信仰问题还存在着多种认识上的误区,对此予以深切考量是奠定法律信仰的理论基础.法律信仰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自身发展规律均是提升公民法律信仰、推进法律文明的重要因素.     

法律事实建构论的程序之维——以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事实发现理论以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为目的而无视或轻视程序的作用,最终导致程序的失灵.作为事实发现理论的替代性理论,法律事实建构论在强调主体对于法律事实的主观建构的同时,特别凸显了程序在事实形成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法律事实建构论下程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为法律事实建构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间.法律事实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开场陈述、举证与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展开的.     

“被嵌入”的“承认”——阿尔都塞“法律与意识形态观”述析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阿尔都塞通过其＂多元决定论＂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就方法论而言,在理论层面上,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与科学相对立的＂问题式＂;在实践层面上,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与社会超结构相联系的＂表象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律既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法律,将个人＂呼唤＂为主体,并使个人认同法律、服从法律,以形成对法律现实的＂被嵌入＂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