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测度与负外部性的内部化

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是政府行为对其他主体强加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同时 ,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又有其特殊性。政府行为正外部性是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而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的存在引起了对它的内部化的分析。对政府行为外部性分类、测度与评价的目的在于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促使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的内部化 ,为市场运行提供成本更低的制度保障。     

产业转移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述评

产业转移过程中市场外部性产生的结果是,产业转移难以实现或者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需要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在市场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表现出与市场完善国家不同的特征.国外学者一般认为产业转移中企业处于主体地位,而我国学者一般得出政府是产业转移主体的结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行为还具有较为广泛的研究空间.     

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以弥补市场缺陷的副产品 ,它是由政治过程产生 ,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或产权控制从而间接改变市场性外部性 ,造成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转移的现象。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全面认识政府行为的外部性 ,对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规制外部性及其政策涵义

规制外部性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副产品。具体地讲,它是由政府规制行为引发的一种成本或收益的转移效应。与市场外部性不同,这种外部性一般产生于政治过程,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在转轨时期,充分认识到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基础与作用方式,有利于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债务风险的外部性与矫正对策

政府(财政)行为也会像市场行为一样产生外部性,正如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产生市场外部性一样,财政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级政府追求自身财政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从财政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入手,指出政府债务风险状况是诱发我国财政外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具体分析了政府债务风险在政府间、政府与市场间外部化的各种途径,最后借鉴克服市场外部性的经验,从多个视角提出了矫正政府债务风险外部化的对策.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由政治过程产生的、通过制定或改变交易规则或产权控制从而间接改变市场性外部性、造成相应成本和收益转移的现象。在当前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实现政府行为合理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行为正外部性、克服负外部性,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

在国内,政府行为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逐渐受到关注的课题.在国外,对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探讨则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及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质疑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有效性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理论.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是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种成本或收益的转移现象,并形成配置性外部性和再分配性外部性.充分认识和理解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将为我们防范和治理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外部性问题与适度政府干预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核心,在现实世界里,外部性现象引发人际冲突与社会矛盾,常常导致一种非最优的资源配置.利用政府的力量和活动去矫正和弥补市场外部性的同时,必须时刻防范和矫正政府行为的负向外部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为了减少政府干预行为的负外部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使政府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无可替代的资源,需要通过经济法律制度,严格界定政府干预边界,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同时,为更有效地解决公、私利益矛盾,并为解决政府非适度干预行为导致的公共利益损害问题的进-步滋生和蔓延,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公共利益诉讼制度,为我国公共利益救济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政府在介入经济的时候,存在失灵问题.一是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的缺陷,包括反垄断、消除外部性、克服信息不对称、实行收入再分配、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控制等过程中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不公平等问题.二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的不公平和失效现象,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投票、利益集团协商和精英决策三种决策模式中都可能存在.三是政府行为的非竞争本性所附带的非效率后果,官员的行为既无成本约束,又缺乏利润动机.四是官员行为的官僚主义难以避免,原因在于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双边垄断"关系.五是利益集团操纵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倾向于"分利",而不是增进公共利益.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