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分析层次:国际政治的微观解读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层次分析法的层次划分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宏观理论—中层理论—微观理论的完善过程.虽然国际政治行为受世界体系、国际关系、社会环境、政府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最终是决策人的事务,因而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然体现其中.对国际政治进行微观解读,必须从两方面加强决策者个体层次的分析研究.首先,注重角色与个性的互动研究.大国外交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决策者职务角色和个性特征的烙印,角色与个性在互动中型塑决策者,并影响其外交决择,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世界体系的结构.其次,关注个体心理决策环境研究.决策者的个性多半与本人的经历、成长环境、价值观、世界观等有关,这共同构成了其心理认知环境,并限制决策者对信息的选择和过滤,改变其对世界的看法、决策方式和过程.如果不考虑决策者的心理认知环境,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决策者个体建构了国家行为.     

政党与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二战后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一国外交的影响加强。利益集团介入国家外交决策日增 ;而政党在战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也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政党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倾向和观点构成了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机构

本文运用“漏斗”这一直观方法梳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种角色 ,分析它们各自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 ,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外交决策     

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当代政治思想流派中最活跃也最危险的一支,对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包括对华政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尽管新保守主义重视实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错误和致命缺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保守主义仍会对美国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产生影响。     

企业决策的心理学特征及原则探析

企业决策关系到企业命运，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对企业决策者的心理素质和决策心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企业决策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复杂的智能性、激烈的竞争性、意志的果断性等心理学特征。企业决策的心理学原则包括竞争择优性原则、目标认同性原则、心理互补性原则、心理协调性原则。企业决策者必须了解决策心理特征，以科学的心理学原则指导企业决策行为，实现科学决策。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美国国内因素与外交决策

考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把握其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决策机构、国家利益和决策人四方面来审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     

微观视角下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与外交最兴盛时期,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本文从微观的角度探求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盛衰的轨迹。从中探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对美国民众、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总统的认知的影响与孤立主义高潮迭起、终不免衰落的关系。揭示出决策者的认知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亦即外交决策从脱离实际到贴近实际的过程,决策者的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演进及其实质

回顾美国人权外交的演变历程，分析其不同时期的人权外交可以看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实质是推行其“霸权”政治。     

美国对华文化外交1970－1979）：一种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美文化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乒乓外交”。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应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即中关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地输出。     

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对１９世纪中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论述了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三届政府关于东北亚，特别是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勾勒出其从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导致有限卷入到努力扩大在华投资，积极推进美国资本利益的历史演变过程。力求揭示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在特征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研究述评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外学界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体进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和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路径,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档案材料的使用相对单一、研究成果带有学科偏向性和较少涉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历史性因素"等不足。因此,若能以"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为切入点,进而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来重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论影响外交决策信息分析的若干因素

在国际政治中,"信息"是软权力的关键要素,但信息转化为权势有赖于决策者对信息的理性分析.而事实上,决策者常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对信息分析失真.决策者的主观意象、先入之见、信息稀缺或超载以及信息传递等是影响外交信息分析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

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内政外交决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文介绍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国外交重要思想库的机制和人员概况,分析了中国外交思想库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类角色:(1)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智囊)角色;(2)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3)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的外交"纳谏者"的角色;(4)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5)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流动的实际情况,本文还探讨了外交思想库之间在协调和协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国思想库人员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同时,结合对美国思想库的观察和思考,作者提出了改革中国思想库的五点具体建议.     

国家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兼谈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

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是否过时、美国大战略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争论激烈。对美国大战略的不同认识与大战略概念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密切相关。大战略这一概念体现的是国家的目的性、规划性和利弊权衡的理性，是外交决策者审慎选择、理性行为的过程。而大战略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根植于国家战略评估、决策、落实等整个过程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部分，大战略深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遵循着理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下的复杂逻辑。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大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大战略的行为主体能否取得共识并进行理性决策，国家能否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评估大战略的内外环境，以及大战略在不同阶段能否保持连贯一致并得到有效落实。从战略决策、战略环境、战略实施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看，受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同影响，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表现出清晰与模糊、稳定与摇摆共存的复杂特征。理性、明智的大战略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决策者对大战略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     

西方人国热点外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开展热点外交.受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外交理念、利益相关度、决策者认知差异、热点问题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国和大国集团参与热点外交的手段各不相同,包括军事干预、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形成应急决策机制、依靠盟友和准盟友的援助、派驻维和部队、利用大众传媒设置热点话题、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开展公共外交和提供经济援助等.本文旨在比较美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热点外交的基本模式,探讨其对中国开展热点外交实践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外交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