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驻日有必要吗?——改革联盟

美日对驻日美军的看法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可能危及这两个重要国家间的联盟。很多美国人把美军在日本的存在看作是巩固日本安全的莫大恩惠。多数日本人,一方面乐意和美国结盟,同时宁可看到少量美军驻在他们的国土上。一份由《读卖新闻》主持的1996年5月份的民意测验发现,70％的日本人支持和美国联盟,而67％的人却赞成削减美国军事基地的数目。这种泾渭分明的公众偏向在今天的亚洲是合情合理的。 在1951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日安全条约》得以签订,与此同时,《旧金山和约》正式结束了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安全条约》使得美军得以留驻日本,并启用日本军事设施作为正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的美国部队的演练和后勤基地。特别是自从苏联、中     

日媒称:中国有能力保钓鱼岛

日本《外交学者》5月13日文章称,两周前,奥巴马总统结束亚洲4国访问.访问前,外界期待很高,认为他会取得一些重大成果,而中国将是输家. 不过,细察奥巴马亚洲之行得失会发现,总的来说,美国此行收获不多.比如,虽然奥巴马正式表态称《美日安保条约》将覆盖钓鱼/尖阁群岛,但他很快也表示,这不是一项新政策,日本和中国都应保持克制.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奥巴马也想让日本保持言语低调,不采取挑衅行动.     

张元济的意大利之行与南明天主教文献的发现

张元济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传统古籍的整理与出版,他也是在华传播出版西学文献的主要引路人之一。但学界很少注意到,张元济还相当关注海外汉学研究。1910年,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非常留意考察欧洲的出版实业,也关注意大利的特殊教育。其间,他在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发现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永历太妃肃罗马教皇笺》等两封信函。归国后,他将两封信函在《东方杂志》公布,显示出对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刻认知。以往关于南明王朝皇族成员和太监信奉天主教一事,并无确凿的汉文文献加以证实,张元济这一组原始汉文西学文献的发现,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教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此一史实,在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却少有体现。     

英文商务信函文体特点分析

商务信函是贯穿整个商务活动的一种书面实用文体,其主要功能是信息的传递.本文从文体学的角度,应用文体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两封英文商务信函实例,对其语相特征、词汇特征、句法特征、篇章特征逐个进行分析.这四个方面文体特征的正确使用有助于撰写一封正式、简洁、礼貌的英文商务信函,但英文商务信函的写作没有统一的标准,需根据其实际的语用目的而定夺.     

南后、郑袖实非一人——兼议郭沫若《南后郑袖》

陕西师范大学编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1年1—2期上,登载了邱(王寿)同志的《<屈原列传>评注》.其中有这样一条注释:“郑袖,郑女,美而善舞,怀王封她为南后.”显然,邱(王寿)同志认为郑袖即南后,但根据《战国策》、《史记》等有关文字,南后、郑袖实非一人.《战国策·楚策二》中说楚怀王逮捕了张仪,并要杀掉他.靳尚受了张仪的贿赂,先去向楚王施加压力,又去对“王之幸夫人郑袖”进行攻心战,致使郑袖劝说楚王放走了张仪.这就是《史记·屈原列传》所载“张仪……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     

礼貌原则在商务英语信函中的运用

礼貌是语言交际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商务英语信函中最令人关注的语言特征.一封彬彬有礼的商务英语信函,能有效增强贸易双方彼此间的信任感,提高商务成功的几率.恰当运用礼貌原则有助于信函作者写出得体、礼貌的商务英语信函,获得期望中的效果,从而实现商务活动中的双赢.     

《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中译本所存在的问题——兼谈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

因为撰写博士论文的缘故 ,近几年对关于美日同盟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著作、文章等比较留意。1996年以来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问题在中、美、日三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9年美国方面组织了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并于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 ,于是便有了《美日联盟 :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1〕之后不久 ,日译本 (节译本 )面世。 2 0 0 0年春我从日本归国 ,在书店发现此书的中译本 ,当时心中可谓又惊又喜 ,吃惊的是国内出版界捕捉热点、译介国外著作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 ,喜的是中文本还是全译本 ,而且 ,除了正…     

百年来“门户开放”政策研究概述

:1 8 99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 ,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始于 1 90 0年日本《外交时报》之《有关清国开放主义的英美往来公文》。其后 ,研究这一政策历史之影响的 ,多集中于中、美、日三国学者。三国学界的研究角度及其评估是不相同的。对这一政策专项研究还处于开拓阶段 ;资料面仍有扩展的弹性。这些将为以后学术界提供足够充分的研究的空间     

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解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战后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奠基石．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演变，日美安保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考验．1996gu月，日美两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成为冷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梳理，并加以评析．一鉴于二战的历史教训，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声称：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使日本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在…     

创新在美日两国经济中作用的比较及中国的借鉴——评《创新的幻想》

《创新的幻想》一书表现了当时美国学界对于美国与日本经济态势的理解：日本企业利用对工艺流程的革新将美国高科技研发更快更好的转化成工业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合适的应对,美国的高科技创新业也不能扭转被日本超越的趋势。本文主要梳理了该书的论点,并结合美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论述了美日两种创新方式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20年后的今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任务,吸取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     

吴汝纶赴日考察述评

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写成《东游丛录》一书,为清末新学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访日期间,他关心中国留日学生并且主张聘请日本教习。吴汝纶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近代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

美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以建立的教会学校最为典型,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对教会学校的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评价。     

民族主义视点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国民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有所凸现。为此,必须加强民族主义的理性管理,促进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间感情的逐步好转。     

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概观

日本的真宗大谷派从 1873年到 194 5年期间 ,以“布教”为名 ,行侵略之实 ,在中国大肆进行侵略性和殖民性的活动 ,并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密切配合。大谷派初期的在华势力仅限于上海一地 ,实行“追教” ,专为日侨服务。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逐步膨胀 ,其所谓的布教活动也深入中国内地 ,到“九·一八”事变前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4个教区。抗日战争时期 ,大谷派一面在东北开展“移民追教” ,为伪“满洲国”效劳 ;一面乘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在侵华日军的刺刀保护下 ,在日占区遍设布教所 ,实行战争协力 ,其在华教势也达到最大。近代大谷派在华的侵略性宗教活动成为中日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胡适论西方在华教会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是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进行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作了全面肯定。本文结合教会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发展所起的两重性作用,认为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观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作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     

抗战与建国:毛泽东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初步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由来和背景;二、毛泽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三、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路向、路径和路基

《教育规划纲要》在教育现代化的趋同性与依附性、独立性与关联性之间寻找适度的张力平衡,开创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这就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路向;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为路径;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为路基。沿此路向、路径和路基,办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庄子》在日本的传播

《庄子》以其丰富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东传日本后,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对《庄子》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为日本近现代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日本近现代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今天探讨这一传播过程,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不无借鉴意义。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

为纪念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西方在华侨民于1836年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并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将英语教学正式引入我国学校教育。本文试图对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