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

"三农文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基础上积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产生的新型基础理论文化,是典型的大国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文化。从事农业生产与"三农文化"的实践农民占中国人口8亿多。实现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必须实现国家强盛农业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久的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伟大的强国梦。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从先秦濮越文化信息解日本古代国名

日本古代国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必然影响到中日两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进程。日本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其古代文化主要受到中国的影响,"扶桑"、"倭奴"、"狗奴"、"邪马台"、"大和"等日本古代国名均可以从中国先秦时期濮越文化的遗传信息中得到启示,从而破解这一历史悬案。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文化经历了四次文化整合,形成了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发展的无个性的特征。而造成这些文化特征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因此,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摆上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从“为古人申冤”到“复兴中国文化”——钱穆人生哲学发展脉络述评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问题的凸显,既是"救亡图存"实践的当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钱穆早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对于文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50年代始有讨论人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

西方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回应模式,其共同症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今天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广泛吸收西方、中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对世界具有引领功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摇摆于"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之间,其间精神上的痛苦和迷失难以言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只有彻底清理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发展所置身其中的话语场所以及该话语场所的基本面,方能从根底上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归路.本文通过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话语场所就是"跨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摆脱"轴心话语"而走向"跨文化语境",接受"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结构力量,才能对传统和未来命运作出有效规定.     

鲁迅批判中国负面文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尊孔"—"反孔"—"尊孔"的"循环规律"和"轮回现象"。鲁迅体察到孔子的负面思想铸成中国古代腐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极端牢固性和超强稳定性,以及变革这种社会历史文化结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应当根据新时代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采取鉴别和选择的科学态度。我们需要肯定他们应当否定的东西;同时否定他们不应当肯定的东西。我们应当防止和克服以保守的态度对待保守,又以保守的态度对待激进。我们同样不能对文化激进主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淡忘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化先驱者的历史功绩。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文化生命"内核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他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并构建起自已的历史哲学原理.历史与文化的融通构成其独特的"理解模式";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历史哲学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既保持儒家的德性价值,又试图与世界史接轨,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最大特征.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未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刻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历史理念的独特产物,旨在建构一个摄智归仁,仁以统智,德性智性具足的体系.其所谓"客观化"的全部目的在通过历史指出一条人类之"常道".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促使我们在探索并重写"中国文化史"时,必须反思其重心和主轴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这包括:第一,即使仅仅是汉族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由各种源头不同、性质不同的文化杂糅起来的,不宜采取"一脉单传"的方式来书写中国文化史。第二,由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中国文化史的主轴正应当在于书写这一凝固与叠加的复杂过程。第三,由于现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特别是清帝国复杂的族群血缘、领土疆域与文化传统,因此,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这一点需要中国文化史格外重视。第四,由于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那么,当前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即成为绝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史特别需要关注"民族"、"疆域"、"宗教"以及"认同"等问题,尤其是需要讨论,在历史中,"中国"如何型塑"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中国"这样一个重心,并由此设定其叙述的主轴。     

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论争?——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

"封建"一词在中国史学中的应用一直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但是对其理解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汲取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显得尤为迫切,然而,在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因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争这一问题又浮上水面,成为史学界、社会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关论述出发,全面澄清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要点以及其分析社会形态的原则和标准,据此解析"中国封建社会"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为我们回到中国历史实情,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性质提供思考方向。     

本土化:天朝心态的现代变型——由“顾彬事件”引起的文化反思

"顾彬事件"主要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交融的呈现。所谓的"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方法"等等,往往参杂着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天朝心态依次表现为:全面抵抗西方文化、"中体西用"和"特别国情"论;在当代文化之中,天朝心态则根植于新儒家文化之中,尤其寄生在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误读之中。     

告别臣民的尝试——晚清维新立宪运动的政治文化视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在春秋时代趋于成熟,在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绵延两千余年。具有伦理特征的儒家思想孕育出"臣民型"政治文化,它在近代以来遇到了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的强有力挑战。晚清统治者和知识精英试图对这两种政治文化形态进行融合,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极度衰弱的晚清王朝已经无力改变历经五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力",更无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晚清中国的政治重建。     

王夫之文化思想评述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责任感,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阐释了传统思想文化,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针对其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对于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种有益的历史资源和理论视角。     

“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兼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运用"大历史"观的视角、理念和方法来审视鲁迅,也就是要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乃至整个文明转型的特定境遇中来进行认识、把握,审视他的精神、思想和人格,以及他的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意义,确立他在中国文化的转型进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