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与反附庸的“小学”—“小学”在历代书目著录分类中的地位(续完)

五、明代私撰目录之进步,日趋科学分类,小学独立发展。宋以后官修簿录《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沿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列小学于经部。有的私家目录书也在所难免。如元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即循四部分类,小学附经类,收书也较保守。小学类除收尔雅、说文、广韵等书外,还收法贴、蒙求、童蒙训、弟子职等。后来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有所补正,将弟子职等幼仪入儒家类,将蒙求等入类书类。本着“以类相从”,而“区别部别,不便错杂”(小序)。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学科间性”和“文本间性”方面。学科间性研究是“大间性”问题,主要是学科外延;文本间性是“小间性”研究,强调文本内容、结构、思维的写作借鉴。另外,新闻学的实践理性也特别强调观念转变,比如从“起源学”向“发生学”转变等。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

追问是人类的高贵天性,“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层出不穷的“问题”指示文明发展的路标和方向。人类产生疑问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疑问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丰富的。科学研究的“七个W”问题。体现了科学面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学术文化的基石,并确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视角。可以从原始和二手、有解和无解、辩论和研究、学习和探索、已知和未知、意义和价值等方面来考察学术问题的类型和性质。     

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

“成人”教育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成德、成圣都是从成人中展开出去的.朱熹做为教育家以教授初学者“做人的样子”为目的,根据其理学思想的新内容和特点编订了《小学》一书,以完成“小学”“大学”一体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小学》的“敬”思想,赋予了儒学德性教育更为鲜明的个己意识,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中发现、认定自身,在“成己”中才可实现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小学》“为己之学”的立教理念和方式对当今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真知”的路与障——论南社的“国学之真”

晚清国学是一次思想革新,某种程度上,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了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体现在南社的国学中,其表现之一就是南社对“国学之真”、“孔学之真”的强调与追求。他们将追寻国学真知,定位于自由开放的学术精神,来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但是他们受传统的羁绊太多,无法超越传统“语言”之障,没有实现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关於“信息人”的若干思考

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人体解剖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人才学等等,都是以不同角度考察人的科学。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现代学者提出了“人学”这个崭新的概念并认为它应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在中国,孔子明确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开创了中国传统思想重视人的学术传统。日本学者、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认为,中国是“人学”的故乡,他特别     

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学术观念)、“疑古”与“释古”(学术操作)以及“诗的研究”与“史的研究”(学术批评态度)的关系。     

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差异性”的微观考察——以定向阶段教材为例

本文对新加坡“差异教学”理念下的小学华文教材（定向阶段）进行了系统考察。三个层次的教材在字、词、句的难度与数量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其中,“华文”与“高级华文”属于高水平华文,两者之间是量的差异,“高级华文”的内容和难度在“华文”基础上略有提高。“基础华文”属于低水平华文,与“华文”“高级华文”之间是质的差异。教材在体现“差异性”的同时,对字词的科学复现还应进一步重视,文章依据考察数据对该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曲尽其源流，以备学术之史”——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探析

"目录者学术之史"是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其对目录学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发展的研究中。一方面,余嘉锡既对传统目录学的历史内容进行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反思和审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以传统"朴学"的方法及精神对目录学进行新的研究,最终在新、旧学术理念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中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开创性的目录学体系。     

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弄懂其传承的脉络,对当前字典编写和语言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经部负责人。江永,字慎修,是戴震的老师。江、戴师徒之间交往密切。《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下简称《论小学书》)是一篇重要的学术通讯,主要是讨论“六书”中的“转注”问题。汉字理论研究中著名的“四体二用”说,就是从这篇学术通讯中提出来的。     

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致力于改进和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将有助于突破现有研究局限和助力“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对2013—2020年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特征进行全景式总结,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中研究群体较为分散,作者层面和机构层面的合作程度较低,研究主题以“一带一路”传播为中心形成明确完整的内容体系,研究热点的演变则呼应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向战略传播的转变。总体上,新闻传播学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相对滞后,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尚未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后续研究可从学科积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突破,拓展学术空间。     

“小学语文教材”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发展趋势——基于CNKI论文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文章通过对中国知网小学语文教材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分析，发现我国学者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小学语文教材版本研究，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研究，小学语文教材教学方法研究三个领域。同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可能会呈现三个趋势：一是转变范式，实现从“影响范式”向“发展范式”转换；二是拓宽视角，坚持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结合；三是注重实践，推进国家、社会、学校协同合作。     

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本是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分类,但现在常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赞成和反对这一看法的多为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本文从图书分类学的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注重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的异同,论证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并简单分析图书分类被一些学者看作学术分类的原因.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现代“词学”考论

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词学”一词,是在明初弘治年间出现的,然后经过明清的发展演进,渐由初期的图谱之学向词乐、词评、词律、词韵、作法等方面拓展,形成了以填词为指向的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学”.清末民初,这一传统发生新变,开始出现了“填词”与“研究”并重的倾向.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现代学者不但对“词学”之义界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还在研究内容、体系、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使得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与体系建构

教育经济学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渐丰富,但是新的学术内容却难以得到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其学术体系也日渐分化。在确立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性任务基础上,具有高度概括性与开放性的“五位一体”学科体系更富有时代的创新意义。     

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

“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韩国)人沿袭已久的蔑称.但是,对于这一称呼的历史由来,却一直缺乏学术考证.其实,通过梳理朝鲜文献《燕行录》的相关内容可知,它来源于韩文的“帮子”一词.“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行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它从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的泛称的历史过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     

“约法三章”之法释义学分析

世人对“约法三章”典故的知悉始源于《史记》，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本意谘经诹史，但尚未形成通说观点。对约法三章词语不当使用，徒增人们对其含义和内容的误解，约法三章内容的准确解读应回归特定历史语境与法文化传统。通过法释义学方法论分析可知，约法三章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法文化理念；其中之“约”一词并非契约，在私法上没有创设任何权利，而是约束、管制的意思。“法三章”从性质上而言，是刑法规范；从法益属性与法律体系科学性视角而言，专指杀人、伤人、盗各为一章。故约法三章之本意，即立法三章以约束父老。它虽是一个战前临时性举措，但事实上却成为汉王朝立法活动“汉承秦制”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