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官吏的致仕

致仕是中国古代官员辞官还乡养老的总称。西汉末期才确立了致仕制度,对官吏致仕的品阶、待遇作出了规定。汉代致仕的主要原因有年老生病、避祸、不称职等。西汉时期的致仕有其固有的特点,致仕的成功与否经常为皇帝的个人意志所左右。致仕制度的确立完善了封建官僚制度,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     

明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建国后,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对致仕制度十分重视，官吏致仕后，仍享有一系列特权，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安，也使在职官员无后顾之忧。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官员终身制，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维护其统治。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宋代致仕官员俸禄制度述论

宋代致仕官员的俸禄待遇基本以半俸制为主,但也存在半俸制与全俸制并存的现象.致仕官员需持券历经诸州粮料院批勘后到州县仓领取俸禄,其俸禄以实物为主,现钱的比例较小.致仕俸禄作为致仕官员养老费用的稳定来源,对其晚年生活有着基本保障,使其能够安心从事文化创作,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但中下级官员的致仕俸禄与高级官员相差悬殊,生活往往无法自给.同时,实物折现,州县仓的储备不足,借减俸禄诸问题也对致仕官员,主要是中下级致仕官员的养老生活造成一定的冲击.     

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

很多人误以为明代致仕官员通过领取俸禄来养老,其实明代未曾建立致仕官员食俸的制度,赏赐和体恤只是少数官员才能享受的特恩.大多数致仕官员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多途径解决养老问题的.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论唐朝官员致仕的形式和致仕后的活动

唐朝沿袭了前代的做法，官员致仕年龄一般定在七十岁；全社会形成了年老即致仕的风气。官员的特殊致仕形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官员因不满朝政等原因主动致仕，另一是由于被迫无奈而被动致仕。官员致仕以后的活动各不相同，或安心休养，或著书立说，或心萦朝政，或复出任职。致仕制度的顺利推行，是政治制度向文明发展的标志。     

关于秦汉刑事连坐的若干问题

从汉代以来,法律学家们就开始从批判重刑主义的角度讨论刑事连坐的问题,但是却忽略了对细节的区分。本文试图从这个方面予以论述。(一)职务连坐问题职务连坐即同犯罪主体存在某种法定行政关系的国家官吏所承担的刑事连坐责任。这些连坐关系可以分为上级官员坐部属、部属坐上级官员、平级或非领属官员之间、基层官吏坐所辖人民等。1.上级官员坐部属秦律规定令、丞、佐、史对所领属的“计”、“啬夫”等下级官员承担一定的刑事连坐责任。如:     

汉代官吏“擅为”及其法律责任

官吏擅为几乎存在于汉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形式有多种多样，由于直接危及皇权的威严，故惩治十分严厉。由于国家利益与官员的个人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决定了官吏擅为的不可避免性。君主专制政体自身，正是滋生官吏擅为的温床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秦汉由于家国不分、宫廷政治,致使中央政府体系中的宫官系统权力不断扩张。皇帝身边的官宦和中朝官以侧近皇帝而得政治任用,在中朝发展出尚书机构,逐渐取代外朝公卿机构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掌决策,外朝掌行政的管理机制。宫宦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西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     

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

有辽一代,每有高官显贵去世,辽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派遣临时使职官前往,处理丧葬诸事。诸如"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榇,敕祭使祭奠赙赗,"治攒厝"护棺督殡,"督营造"监凿茔穴,发引使执绋引柩,敕葬使主持葬仪,传旨官宣诏追封,等等。这表明,辽朝建国后,特别是到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及天祚四朝,以儒家礼仪文化为重要构件的汉文化,已为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的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

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 ,像刺史行部、太守行县 ,史料记载较多 ,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 ,《汉书》等文献却鲜有记录 ,情况知之甚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 ,应是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 ,从中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其所反映的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方面的制度 ,堪补正史记载之缺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

北宋诸多大臣皆有任职东京开封、西京洛阳的经历 ,熟悉、习惯两京生活 ;物质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两京地区 ,最宜于文士出身的官员居住 ;宋廷重儒右文 ,文臣经济优裕 ,在两京添置园宅以备退居 ;就近关注国事 ,亦见系心朝政的情怀。由于退老而定居两京一带 ,故不少大臣卒葬于此 ,并未归葬故乡。洛阳为九朝故都 ,北邙山上有历代王侯公卿的陵墓。这一带土质亦宜于安葬。巩县为北宋皇陵所在地 ,大臣死后陪葬是莫大荣幸。就恋恋君父而言 ,卒葬两京一带属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