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权力配置模式存在重大差异。在政府与学校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校本位,我国为政府本位;在学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术本位,我国为行政本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政府本位转变到学校本位,从行政本位转变到学术本位。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是转变成功的关键。     

建国以来我国林业法规演变过程研究

通过分析我国建国60年来森林资源发展状况和林业法规的变化情况,总结变化的规律,认为政策法规的制定理念经历了从国家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化,即从建国到＂文革＂时期,政策法规的制定理念是国家本位,林业法规处于次要地位,公民的森林权利遭漠视;改革开放之后,林业法规才慢慢发挥主导地位,公民的林业权利也逐渐受到重视,体现了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指出国家本位的政策法规导致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以及权利本位的政策法规促进了森林资源的增加。认为完善林业政策法规应该：制定政策和法规必须正确处理近期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应该保障多元的林业主体参与林业政策的制定;建议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解决我国的林业问题。只有制定科学的林业法规,才能促进民生和森林资源的共同发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正在发生现代转型。从制度层面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需完成以下几方面的转型:以刑为中心到以民为中心;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正义的转型;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而在价值层面,应完成:从法律集团本位到个人本位;从法律的伦理化到理性化;从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从法律价值由"无讼"到正义。     

论鲁迅“人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文章从“人学”的角度对鲁迅的作品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时代——以群体本位为特征;青年时代——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学本体论思想,高扬个体本位的旗帜;中年阶段——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两歧性与冲突;晚年阶段——类本位意识的萌芽。其历时性发展过程表现出鲁迅人学思想意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可以说,鲁迅完成了中国传统人学观念向现代的转型。     

浅析藏富于民的人民本位经济

本文就人民本位经济的基本特征——藏富于民,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阐述了＂藏富于民＂是国强民富的基本路径;其次,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人民本位经济的社会认同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然后提出,人民本位经济必须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最后,提出了发展藏富于民的人民本位经济的四条基本原则：经济形式以民营经济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或社会资本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营造和维护良好的环境为主。     

平衡法视野下的分配正义观--以收入分配为例

近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公共治理范式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第二次,从权利本位到平衡范式。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形式变革,由平均、平等走向自由、效率,彰显了权利意识、效率优先和形式正义。而从权利本位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平衡范式则是收入分配公共治理的实质变革,以分配规则的“平衡性”、“公平性”、“正义性”来消解“分配不公”,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统一和收入分配的实质正义。平衡法的价值理念正引领和形塑着收入分配法治观迈向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为表征的分配正义观。     

"从身份到契约"与民法本位的变迁

法律随着它所调整的那个社会运动的主流向前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通过法律力图实现的目标而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同样,民法本位经历了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迁,而这一过程中,有学者以"从身份到契约"出发提出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命题,这不能说是偶然,两者之间隐约折射着某种联系.可以说,"从契约到身份"是一部民法本位变迁的史书,"从身份到契约"的修正与民法本位的变迁是同向运行的,两者统一于民法"人"的深化,它们的归属点都是"以人为本".     

论主体本位教育观

素质教育是以主体为本位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树立主体本位教育观.本文从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述了提出主体本位教育观的历史必然性;从主体本位教育与社会本位教育的区别与联系揭示了主体本位教育的本质内涵;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论述了如何确立主体本位教育观.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点

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的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型等,从多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利益格局,催生了新的利益矛盾,表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人们的利益观念从公本位到义利统一;利益内容从单调发展到丰富;人们利益实现途径从单一变成多元;利益主体从静态到动态;人们的利益冲突从隐性发展到公开。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准,属于社会法。首先,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其次,可以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再次,可以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根本性质,也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的根本标志。经济法只有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法典化背景下商事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完善

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下对商事法和劳动合同法予以关注有其必要性。《公司法》应当对民法与公司法的主从关系作出明定。《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诚信的规定应当删除,其关于无偿取得票据的规定以及《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解除后果的规定有待修正。《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后果和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规定,应遵循合同法的原理予以修正,其关于无效劳动合同可以解除的规定和某些冗言性的规定则应当删除。     

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及原则

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行政化倾向,提出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科学定位是确立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的理念和应坚持的原则与前提。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刑事诉讼的内在精神视角提出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正当程序理念、人本主义理念、公正优先理念、寻求真实理念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坚持程序法治原则、客观性原则、职权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权利保障原则。     

作者精神权利在著作权法中的优越地位

作者精神权利在国际立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态势,其所昭示的嬗变过程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作者人格利益的重视和对人权价值的保护.作者精神权利在著作权法上的地位历经变迁后,现为各国著作权法所规制和调整,但其称谓、所处层次和内容并非完全一致;我国立法对该权利的保护超越了《伯尔尼公约》所定之标准.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作者精神权利的经济价值凸显,其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亦逐步扩张并已突破自身的限制,朝着经济权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商事仲裁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促进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不断完善。然而，在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在仲裁机构、仲裁协议、仲裁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应参照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推动仲裁立法使之与国际通行作法接轨，以加快我国仲裁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宪法进步与法治文明

宪法是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中国宪法历经几次修改,逐渐触及到深层价值的转向。以宪法进步为主要标志和推动力的法治建设也从不同层面相继展开,法治的演进与宪法的发展形成一种深刻的休戚与共的逻辑与实践关联。法治文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运作的法治化,审慎而稳健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具备宪政与法治的精神。     

论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制度的完善——兼论民法典民事行为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同时通则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有失妥当,应予修正.民法典应当在总则中设立法律行为制度.     

论《合同法》总则八个条文的修改

《合同法》总则在合同的定义、合同法上的诚信原则、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债权人的撤销权、债务免除的性质、实际违约的界定、因第三人原因而违约以及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这八个问题的规定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这些瑕疵表现为或与法理有悖,或与生活相违,或用语不够规范,或逻辑不够严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为了使《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更加科学,应当本着遵循法理、尊重生活的精神,并兼顾逻辑严密、用语规范等要求对相关的八个条文进行修改。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法律时间论视野下的经济法调整对象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公法与私法的理论仅从空间的角度对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划分，具有局限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法律可以分为传统法和现代法，由此可对法的调整对象重新划分。经济法属于一种现代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论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高等教育法律创制、修改等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适时性、合宪性、民主性基本原则,高教法应紧随时代前进,及时补充完善以适应新时期高教改革的需要,促进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