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诚实信用诉讼原则之道统思想释明

通说认为,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的程序设计和体现出的思想理念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道统思想)没有太多关联。事实上,现行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调解与和解制度、近亲属免证制度、近亲属辩护制度等诸多规定所包含的思想理念,都能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得到本体论层面的充分阐释。本文以诚实信用诉讼原则之道统思想释明作为该领域持续研究的开端。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

皮日休与柳开均以道统作人自居，先后起而张扬儒家学说，阐发儒学的本质及思想核心，并开列出道统新谱系，其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不容忽略，而应引起关注。本文对此二人的儒学思想作了描述与剖析。     

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根据自己对儒学发展的理解排列了“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这样一条“道统”传承的谱系。苏轼本人还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投身于“斯文”的建设事业之中。苏轼“道统”论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孟子心性儒学的信奉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关切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苏轼对儒道本质的看法——重视“士人”的内在修养并将儒道发扬光大。苏轼的“道统”论从侧面反映了唐宋两代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它在儒学史上的意义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儒家宗法、孝悌的道统观念及其生演

儒家道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法和孝悌是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命题。自周朝以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皆 利用由上古原始血缘氏族制演化而来的宗法家族制度统治臣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家族制度在唐宋时又演化为家族家长制。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论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灵活运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创造性发挥和阐释党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正确把握和驾驭党建战略思想,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中国的民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抗战时期陈独秀对民主的再解读

抗战期间,陈独秀结合抗战与建国、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民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应实行范围最广的大众民主,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应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那些有价值的内容。     

论张闻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

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同志基于工作的需要和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他的整体文化思想中最重要部分。本文主要通过文化与宣传、文化与统一战线以及文化运动的作用三个方面来阐述张闻天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论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

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对孔门圣道传承观念及其谱系作了系统的表述。《孟子》末章的圣道传承系统中,有两类圣道传承者：“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出土简帛《五行》也明确提出过“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命题。这不仅表明道统观念在孔思孟之间的传承,而且体现了孟子承接传统的自觉意识和担当意识。在学术脉络上,孟子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也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内在精神气质。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这种圣道谱系（后儒谓之“道统”）与学术新统（或可谓之“学统”）的反思和自觉,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生产或创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既倚重,又掣肘,结果自然是“瓜”、“豆”俱获,其虚弱本质暴露无遗。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的南迁及其出版活动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因受战事的影响,经历了多次迁移,从杭州相继迁至金华、南平、丽水、云和等地.这一时期,其出版活动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报社虽几经播迁,屡遭劫难,但不断重整残局,不断崛起;(二)多方招聘人才,延揽进步文化人,为报社输入新鲜的血液;(三)调整版面,突出军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主题;(四)副刊<笔垒>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着极高的声誉.     

论《中央日报》在抗战中的宣传技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新闻媒体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动员和引导作用.国民党《中央日报》在抗战中的宣传技巧,主要体现在根据阶段性目标选定宣传内容和根据实际对象策划宣传方案两个方面.《中央日报》始终从国民政府立场出发报道新闻,体现了其作为党报理应为政党服务的意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动员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到的经济利益;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提高民众的民主觉悟和政治参与水平;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由此,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并控制了社会资源。     

抗战歌曲及其对八年抗战之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所创作和传唱的抗战歌曲粗略估计有近万首之多,本文通过对这些歌曲作类型学和音乐史的研究,客观评价了抗战歌曲在八年抗战中唤起民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