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反腐是国家廉政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策略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历史转型,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存在着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的悖论性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腐后继”的病态格局,必须立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构建宏观与中观层面有机结合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以解决目前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问题.     

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三种状况。当存在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时,制度结构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要提高制度结构的效率,关键是要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实现制度耦合。     

制度多样性与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本文讨论了制度的多样性 ,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新制度主义所包含命题 ,认为制度分析是以制度为分析变量 ,解决制度与行为、制度与组织、制度的稳定性与变迁三个基本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变迁理论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运用;另一个是把制度变迁理论拓展到开放环境中.其中,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超边际分析、进化博弈论、历史制度分析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等四个方面.开放与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可分为以下相互联系的三类:开放与制度学习;开放与制度竞争;开放与利益格局调整.这些文献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开放对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加深了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认识.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关于我国物权立法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理论,概括了制度的功能,阐述了制度安排与制度"需求-供给"的关系;运用博弈论,考察社会财产权构造的效率,解释财产权制度演进的规律.本文认为,物权制度的功能是物权立法选择的必要条件;需求与供给的平衡趋势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契合,是物权制度功能实现的基础;我国物权立法是产生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过利益主体多次博弈的相对均衡的结果.     

制度的伦理诉求

虽然制度伦理在我国已经逐渐成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但由于制度伦理自身内涵的多重性,学者们分别在不同的意义层次上立说,使得学界对制度伦理的内涵尚无一致的界定,从而使许多问题的争论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本文从制度与伦理的关系、制度伦理的四种内涵以及我国目前的制度伦理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制度对伦理的诉求问题。     

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

香港的体制优势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向先进体制学习有助于消除制度变迁的时滞,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无形损耗,使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更快地走向成熟、理性,并学会具有服务社会与民众的职业人的价值取向。对转型社会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思考

制度形态具有二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就是抽象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化,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个"二次抽象"的过程,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具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抽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随着具体—抽象—具体的制度构建逻辑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逐渐形成并具有了独特的内涵。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认识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三种形态以及"中国模式"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与启示

本文从制度根源和制度环境角度对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分析,提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解决包括林地在内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困境的有效路径;与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林业三定"时期的林业生产责任制不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备了政治、法律与社会的制度环境;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处理农民与集体、历史与现实关系以及落实村民自治、政策引导与法律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制度变迁与我国公众政策的社会研究

本文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略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与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不是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所以说,把制度和政策统一起来探讨,有其必要性。     

证券监管制度及效率分析的新思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与系统理论的视角

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从证券监管制度历史演进的角度讨论了其起源、变迁、发展与效率改进的过程,并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了证券监管制度系统体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借助经济控制论的原理与方法构建了证券监管制度及其效率研究的新视角,从而为监管制度效率改进的动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经济与社会改革中的制度创新

制度制度创新制度费用制度设计本文论述了在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的类型，以及制度创新的费用、效益和两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强调了制度创新必须把政府的推进作用与微观市场主体的能动的、自愿的、自由的选择作用结合起来，变一个积极性为政府与民众的双向积极性，这样才能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

20世纪后期,学者们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滑坡”现象,开始致力于制度与伦理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制度伦理概念,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制度与伦理的交叉与融合。在制度伦理的具体涵义界定方面,伦理中心说、制度中心说与二元结构说三种学术观点并存,但三者并未在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给予阐述。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价值基础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调整利益为自身的责任;从认识论视角来审视制度与伦理的关系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它们之间的现实连接桥梁,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关于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制度不仅是一个政党有序运作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从"党的制度建设"到"党的建设制度"再到"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制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要解决好当前党的制度之间耦合度不高、系统性不强、互补性不足等问题,一是要把握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二是要把握好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三是要加强制度效能评估和制度伦理建设;四是要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集成功能。     

从制度均衡到制度和谐--我国改革进程中一种新的制度观

我国正处于这种制度转型的过程之中."制度均衡"或"制度非均衡"概念不能描述我国制度转型的特征与本质,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本文追随和谐思想的渊源,努力超越均衡思维的局限,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制度和谐,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制度和谐观不仅是经济学逻辑演变的结果,更是对我国制度转型进程的历史与未来认识深化的结果.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