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协的历史特征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为基本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总会与分会之间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理论批评活动,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在抗战初期的历史情境中,文协试图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运动的组织目标迅速获得了全国文艺作家的广泛认同,文协发动和组织的许多活动也因此而演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对抗战时期的新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上,我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内地影响到香港,香港的文艺界也就此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年来一些专题论文中,关于这两次论争,只提到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对香港文艺界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为了反映出当年论争的全貌,本文打算就香港地区的讨论略加介绍和评述。一、讨论的经过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文艺阵地》上进行的。《文艺阵地》是茅盾到香港后主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艺半月刊,于一九三     

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文艺大众化"问题,走过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在启蒙时代(现代),文艺大众化是少数知识精英"化大众"的口号,体现的是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趣味,具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后现代,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原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它颠覆了启蒙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的精英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转变.当然,后现代的"大众化"并不完全等于文艺的大众化,它是资本刺激消费欲望、实现增值的策略.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对民间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中国革命文艺形态的建构,主要是在利用与改造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得以完成的。苏区时期,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倡"旧瓶装新酒",主要是希冀利用民间形式为革命宣传服务。抗战以后,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运用民间形式,已不单是出于抗战宣传的目的,更是为中国新文艺体系建设做打算,要求在批判和继承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创造"民族形式",即"推陈出新"或综合创新。苏区的革命歌谣和延安的新秧歌,是对民间文艺样式利用和改造的成功范例。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述略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来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文艺办报或参与报纸工作、文字报刊出版时间长短不一是这一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的重要特征。     

论周文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构成

大众化是周文文艺思想与实践的精髓。要想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左翼文艺特别是延安文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了解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不可能的。它主要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1.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写出真正的大众生活;2.要运用跟反映大众生活相一致的大众化形式;3.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4.大众通讯网的建立,“使大众化文化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     

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是抗战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化工作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是如何认识、领导并亲自参加到文艺大众化运动之中去的？本文对此作了论述。     

从文艺大众化到乡村文艺主流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

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及其特点——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抗日文艺运动和空前繁荣的延安文艺,离不开科学的文艺政策的引导。文章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界,分析《讲话》发表前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发生发展,阐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集中反映了为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对取得抗战胜利、推动民族解放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农民的文艺启蒙

随着中国革命的阵地逐步转移至广大农村,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为调动他们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中央苏区开展了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对象的宣传。中央苏区文艺宣传对于宣传对象的特殊考虑、宣传形式的灵活运用、宣传内容的取舍等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恐怕就要算左联了。左联成立之后,就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左联执委会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因此．几乎与左联成立同时,左翼作家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又曾展开过第二次讨论。这是因为“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左联认为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等是紧密联系在一…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 近十年来抗战文学的研究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须进一步开拓,有个别看法也不无偏颇,现在略举几点谈谈。有的研究者认为,抗战打乱了新文学朝着大众化方向前进的轨程,言下之意是抗战文学没有继承并发扬文艺大众化的优秀传统,出现了新的“断层”。应当承认,在抗战时期围绕着大众化、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否定“五四”以来革命     

探析中央苏区文艺的本质

中央苏区文艺的本质是以宣传为目的"工具论",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宣传性和组织机能性.宣传性,即文艺是宣传的工具;组织机能性,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兼论中共南方局的文艺策略

为民族救亡服务的目的使重庆抗战文学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通俗化、大众化有其同构处,也有其异质处。抗战初期,民族意识高涨,通俗化与大众化合流;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党意识抬头,国民党当局支持通俗文学以实行文化专制,中共南方局则推进大众文学以反帝反专制。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体现了中共南方局与时俱进的文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