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指导在行政法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行政指导是一种新型的、柔性的行政行为,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分析其运行过程发现,行政指导在自由、效率和正义等方面极有可能发生背离其既定价值的倾向。确定行政指导双向维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指引行政相对人趋利避害,而通过法治对其进行控制可以保证行政指导有效实施、运行和发挥应有的效用。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试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

在依法行政、服务行政和参与型行政的背景下,以契约手段达成行政目的已成为我国实现行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虽然在理论上认可了行政契约的存在,并开始对行政契约进行研究,实践中行政主体也大量运用缔结行政契约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但学界对于行政契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意思表示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立法上亦缺少专门的规定。实际上,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在行政契约的缔结、履行等环节中,行政主体不是机械的法律执行者,而是存在着独立的意思表示,并在相当范围内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空间,同时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相对人互为意思表示。     

论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教育

行政道德教育关系到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的效率和水平,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道德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明确行政道德教育的内容,推进行政道德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确立科学的行政道德教育考评、监督、环境机制,是建立和完善行政道德教育体系的主要途径。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

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     

论行政指导的行政诉讼问题

行政指导存在侵犯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应允许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指导侵权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个别行政人员素质低、观念陈旧、责任不明确以及救济制度缺陷等。该类诉讼可以分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等类型。行政相对方提起该类诉讼,宪法及有关法律存在根据。应当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有关制度,各级法院应当积极履行审判职责,切实负起保护公民权利职责。     

行政组织中的行政理念分析

行政理念是行政组织成员在管理社会事务与组织内部事务所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行政理念由观念性与规范性的两大结构层次组成:前者包括行政的心理、意识、思想、价值、理想、道德、后者包括行政的传统、习惯、原则。行政理念结构层次之间稳定的条件取决于各层次的吻合性,行政理念具有外在适应与内在整合功能。行政理念与行政组织间的最重要关系则表现为:行政改革必须通过行政理念转变的先行来实现。     

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

公共利益是行政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的重要基础,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也决定了行政主体需要享有单方变更权等特权。为了使行政契约的目的得以更好实现,应当承认行政主体为了避免公益之重大损害,有权对行政契约予以单方变更。单方变更权的行使不以合意为前提,但应当受到公共利益需要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同时,还需强化对该特权行使的程序控制,完善告知和听取意见、协商等程序性制度,并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充分补偿。     

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的理性思考

行政承诺不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威信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不作为有诸多表现形式,其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在中国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是可诉的,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行政诉讼的相关立法也为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依据与支持。     

行政分权与行政主体多元化

行政权是行政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其他行政法范畴的内容。行政分权化是现代各国行政的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行政主体也随之呈现多元化趋势。文章在分析行政权之发展及行政分权之兴起的基础上,对行政主体多元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行政审判的独立与独立的行政审判

司法独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在本文中从行政审判的角度探讨中国行政审判独立的不足与完善构想。     

行政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制衡

通过对20世纪以来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创新是必要的、合理的选择。但为防止行政权的恣意,需要现代行政法中法律保留原则和民主参与程序对我国行政管理创新进行制衡。探讨应用行政行为理论来划分两种制约机制适用范围的分类标准,消除目前行政管理创新中的一些不受制衡的制度和方法。     

试论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公诉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体制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切实监督.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院行政公诉权,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代表权力机关共同行使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可行的监督途径.当然,从现行法律制度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应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检察院提起行政公诉的范围,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不属于公诉的范围.     

行政犯中行政认定之司法适用研究

刑事司法中,行政犯的成立与否高度依赖于行政认定已成通例。面对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乱象,司法机关应当依规范价值判断对结论性意见形成所起的作用大小,严格区分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在认定涉案物品性质时,司法机关须摆脱对行政认定的过分依赖,认识到行政认定的本质是对涉案物品具有何种行政法意义的回答,能否将其直接用于说明物品的刑法意义尚需规范与价值判断。无论行政认定意见适用与否,司法机关均须在裁判文书中作出必要的实质性说明。同时,实践中大量行政认定作出的直接依据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且行政认定的正确性可能较易受到多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适用前,司法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形式与实质的全面审查。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行政程序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法是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有机统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既有实体的,也有程序的.违反程序义务同样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行政程序的基本要素中,步骤和方式,构成行政程序的空间表现形式;顺序和时限,构成行政程序的时间表现形式.行政程序法应体现、贯彻一定的原则,并适用相应的制度.     

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日本行政法中的规制与规制的缓和

规制在行政法中的必要性及功能早已确立。但是,随着行政权内涵的不断变化与时代要求的迥异,规制的法律理念、适用范围以及放宽等问题日渐凸显。本文从日本行政法中规制的内涵入手,就规制缓和的理念与规制的缓和进行分析;同时对规制的缓和之目标也有所涉及,以求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做些启示。     

儒家行政思想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行政思想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当今许多行政体制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文化根源。这些问题在我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中对完善行政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和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儒家思想中也有如重视领导者的素质、尚贤使能等许多有益的成分,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论行政决策

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行政决策决定的是“怎么做”的问题。行政决策以问题为起点,以合理性为主线。影响行政决策议题设定的因素有五个方面的十八条,这说明行政决策的复杂性。为应对这种复杂性,应该借用由组织理论提供的权变方法。权变方法运用于政策制定,就是要弄清政策问题的因果关系,包括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简化出“模型”作为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合理性是贯穿于行政决策主线的基本问题,也是完善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实现行政决策合理性方面的具体途径主要有重程序、广开言路、强化社会中介组织、权力体制的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