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与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随着国家的产生,行政机关就拥有了裁量的权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裁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官僚进行裁量是一种任意的裁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裁量相去甚远.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分析

乡镇政权是我国权力体系的基础。乡镇政权在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行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实行简政放权,理顺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是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议行合一"政体论解析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分权制是防止政治专制主义的有效手段.为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主张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实行"议行合一",是以废除常备军和彻底消灭官僚制为前提的.     

乡镇市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

随着乡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市民社会及其利益代表组织也快速兴起。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在农村的终结、政府因管理失灵而从乡镇市场中淡出以及国家权力退出导致乡镇公共服务真空是其兴起的时代背景。乡镇市民社会的阶层主要有:乡镇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农民精英阶层、乡镇外来务工人员阶层和外出务工的农民阶层,其利益组织既有体制内的非政府组织,也有体制外的组织,其兴起的特点主要有过渡性、非农性、脆弱性和连接性。乡镇市民社会对于乡镇政治和经济生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乡镇政府对于乡镇市民社会的治理有四个方面的路径:放权又树威;推动其自治与自律;确认其利益诉求;促进其文化转型。     

国家与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和局限的分析

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之一 ,其功能是由组成国家横向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及组成国家纵向权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承担的 ,这些机构在制度变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特点。同时 ,作为相对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变迁主体 ,国家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和作用 ,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     

行政法治与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随着国家的产生,行政机关就拥有了裁量的权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裁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官僚进行裁量是一种任意的裁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裁量相去甚远。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鉴于对专制社会中行政裁量的戒惧,在“无法     

法律发展中的"权力"解读

一法律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方式,立法则是国家权力行使的重要表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立法都是“通过法律来实现政治意志对于社会变迁影响的最明白的方式”1。在当代中国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立法更多地负载着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使命。20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尽快实现社会及法制现代化,更加重视权力的作用,也更加重视并习惯于使用权力来推进本国法律的快速变革。一般表现为,建立并依赖强有力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机器,以保障法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变革目标的需要,建立法律机构,编纂成文法典;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法…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英格兰宪政与现代理性官僚制问题——重访韦伯的“英国法问题”

本文以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文本基础,系统地比较了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与欧陆理性官僚制两种政体建构逻辑的差异。理性官僚制的政体逻辑以"支配"为特征,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通过齐一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治理。韦伯以理性官僚制为现象基础所概括之理论框架,不足以描述与理解普通法宪政。英格兰普通法宪政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对国家体制的渗透与重塑,相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乃是一种全新的政体逻辑。     

明代监察官员的廉政作风及其惩治腐败的斗争

在明代,监察机构的加强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官僚系统中腐朽黑暗的势力,促进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自体调节和不断更替,保障了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僚地主专权的国家,官僚系统在封建政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负担的减轻和加重,政治经济危机的加速和缓解,都与官僚系统密切相关。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减缓官僚系统的腐朽,就要不断地去除污垢,化解溃疡,促进官僚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自体调节。监察机构作为维护国家纲纪和风宪之司,其矛头所     

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宋代登闻鼓制度

宋代的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是在唐代登闻鼓和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代登闻鼓机构接受民间人士的上诉、举告、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方面的进状,成为官僚系统以外国家联系民间社会、获取民间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僚制度的补充,在实际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