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论现代范式向生态范式的转型

文章从思维方式、世界观、文化价值取向、主客体关系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文化范式向生态文化范式转型的主要内容。现代思维方式是一种立足主体的理性思维,生态思维则是古代直觉体悟思维与现代科学理性思维的结合;世界观的转变表现为由机械论向建立在复杂性理论基础上的有机整体论的转变;现代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立足于人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生态文化则从人与自然的双重视角选择文化价值取向,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同发展;主客体关系方面,由主客二分、主客关系工具化向主客体协调发展方向转变。     

“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学意识及其对韩愈、李翱的启示

中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文明以关注自我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的。在这一文明转型中,"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性本体意识和人文思想上承孔孟、子思,下启韩愈、李翱,对华夏文明由中古哲学的礼本体论嬗演至现代心性本体理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显示了华夏文明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充满辩证色彩,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复杂性科学对近现代科学范式的转型

科学范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具有不同的认识思维方式、自然观和文化价值取向.近现代科学范式在认识思维方式上走的是一条"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线",是一种"实体-本质性思维",在自然观上是一种机械论自然观,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复杂性科学对近现代科学范式的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即从简单性到复杂性的转型、从分析方法到综合方法的转型、从线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的转型、从实体构成论到有机系统论的转型、从机械决定论到自组织演化论的转型;复杂性科学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近现代科学范式的认识思维路向,并没有改变其对主体性的强调,是西方近现代科学本身合乎逻辑的发展.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论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哲学意蕴

在本文中作者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制，尝试建立新的思想范式。即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视角，对文化的意蕴、文化分类及生态多样性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结合生态哲学的理论构架，认为不同价值取向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化与生态文化的本质区别，并且提出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质的转型。也在这一转型中凸显出了生态文化特征。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对文史关系理论作了新发展。他对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任务和宗旨、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与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独到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学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性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他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有鲜明特色,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民贵”走向“新民贵”——孟子民贵思想的现代诠释

"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和"民贵君轻"是孟子民贵思想的主要内容。在遭遇到近代"民权"理论的冲击、建国初期持续性的批判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奠基之后,民贵思想应该包含着由民有、民享向民有、民享、民治、民权转变,由"顺民"向"公民"转变,由"民贵"向"有序民贵"转变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至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典重温的教育学意蕴——在柏拉图与卢梭之间

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经典的滋养,需要不断学习经典的教育情怀与建构教育学的方式.笔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重读柏拉图与卢梭的教育思想,对教育学的建构有三重意义: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转换;从“统一”到“公意”——教育理论思维的传统与创新;从“隐微”到“直白”——教育思想叙述范式的个性化.     

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思想杂谈

鲁滨逊的《新史学》是近代西方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著作。从实用主义和对传统史学的沿革两个角度,分析其实用主义思想来源;对传统史学沿革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沿袭,及其对史学科学化问题的全新解释,以期进一步认清其在史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隐喻、隐喻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

修辞中的隐喻、隐喻性思维和相似性思维是人们解释语言、思维和世界的关系的三个层次。修辞上的隐喻认为隐喻是对不同的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相似点的揭示和创造;隐喻性思维借用了修辞隐喻的相似理论,认为隐喻是认知世界的手段,它充满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并对语义的衍生和发展起作用;相似性思维理论也是从认知的角度,认为人们总是以特定的认知模型把新的知识和体验与大脑中的相似块相耦合,相似性思维的过程就是对知识和体验的概念分类和综合过程;“相似性思维”理论比“隐喻性思维”理论能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解释语言现象。     

道德思维的逻辑结构与形态演进：规范、语言与共识

道德思维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方式和特殊样式,人的道德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德思维水平支配和制约。道德思维作为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伦理学理论形态范式的演进和嬗变,相应地发生着历时性的范式转向和共时性的理论融合。探究道德思维的逻辑关系考察、结构要素分析和理论形态演进,可以廓清道德思维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的理论主题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道德思维从综合性思维到分析性思维再到反思性思维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深刻理解道德规范、道德语言和道德共识之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时期史学性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性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将"分层思考"与"回归史学实践"相结合的史学"元问题"研究思想无疑是一种符合实际且有效的新思路,对开拓富有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新路径具有更多的学术意义。     

"天人合一"观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从整体论的原则出发,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构架和思维模式,放弃了近代机械自然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所蕴含的基本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生态理念惊人地相似,为构建中国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资料,进一步阐明了“天人合一”观的现实价值与作用。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试论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贾谊的哲学思想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是"道"的本体论,后期则转向"天地生成"的自然观;贾谊后期在自然观上趋向于唯物主义,并逐步形成无神论思想;贾谊的"理势"观正是继承并发展了"道"、"理"观点而形成的;贾谊的易学思想继承、发挥了《周易》变易思想的落脚点,并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上;贾谊的道术思想企图突破道、儒两家的藩篱,"究天人之际",探索世界本原,为建立一个世界模式而努力;贾谊"礼"的思想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润滑油,也是上下层社会之间的调节剂,是一种统治方法。     

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审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