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对照、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诗歌中的“亲切”与“暗示”这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正是中国旧诗词的长处,是卞之琳对传统中“亲切”、“暗示”这两种优秀质素的重新发现,这是一种独属于卞之琳话语系统的个人“发现”,形成了他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卞之琳将这两种优秀质素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形成独特的诗歌特点,亦成为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发现。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贵胄子弟,生于长安元年,卒于上元二年蓝田辋川别墅(701—761年)。开元九年奉使出塞,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他是一个知音律,能弹琴,具备多种技能,才思横溢,在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文学艺术家。他工佛画,长于青绿山水和水墨画,他的诗和书法也都很好,为历来论者所称道。《新唐书》本传说他:“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713—755年)间”。他二十岁以前就写了 《洛阳女儿行》长诗。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这时写的。是唐代重要的画家和诗人。     

传统与现代性——再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本文论述了清华学派文化观的独特贡献:(1)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上,走出了中西体用模式的思维误区,反对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峙,提出了将二者加以整合的“文化析取论”;(2)在解决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上,提出了共相就是现代性、殊相就是民族性,共相与殊相不应割裂对立,而应融为一炉;(3)在对传统文化应取的方法论上,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全盘肯定和西化派的全盘否定这两种“年轻人的态度”,主张“中道”、“对理的”方法论,重视创造的综合,对旧文化加以‘拔夺”,采取既否定又继承的“成年人的态度”。     

“意”——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再认识

体育教育是一个文化体系,它涉及体质认知、成长、发展的科学依据,这其中的关系需要进行科学表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的意志训练,文化和体育是一体不分的,因此,锻炼的概念尤其强调体育的品德与道德训练。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苏轼“活法”说之“行云流水”考论——从苏轼文学作品“意识流”说起

胡宿首创的"活法"说,在其实践者苏轼手里,表现内容之一,即为"行云流水"的"辞达"。本文以苏轼"行云流水"无愧得中国"意识流文学"理论之名为考论中心,从苏轼诗、文、词的结构入手,论述其"意"的各种流向及各种文体的"意识流"手法特色。在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爬剔清理,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匡正了一些误识。     

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对“苏轼试论”与“几点意见”的意见

前年冬天,读到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文学研究”第四期),就觉得有些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的“文学研究”上,又读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黄昌前同志写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一篇是王季思先生的答复文章“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水之道”——苏轼散文中的美学观

苏轼是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天师,其散文中表现出的行云流水、淡远深邃的绝妙之境,正体现了他"水之道"的美学观念.其艺术表现,一是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随物赋形,尽态极妍.二是自由自然,反对雕琢;无法之法,行止适度.     

“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

从“闲”入手，考察苏轼“性命自得”的运思、创获。认为闲字具有防闲去蔽和闲适闲静两种指向，两者构戍了苏轼作品中多维的“闲”世界。在生存维度上，闲是安身之策，包括对政治的疏离和对生存状态的关照；在价值维度上，闲是立命之本，包括对社会、伦理、历史、文化“习规”的疏离和对斯文、价值的承担与构建，二者统一于审美的“为文”实践。苏轼之“闲”具有深刻的意义。     

“以意逆志”论苏轼

过去对苏轼居密一段的研究近乎空白，但这却是苏轼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阶段。陈文将苏轼这期间的诗词作了迟异常说的解释，认为其中都有政治寓意，寄托了对王安石新法的意见，实乃苏轼对付变法之障眼法。     

苏轼“常理”新解

苏轼的画论中,有一段话很著名,却很不好解: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此处疑缺“体”字)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之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     

苏轼的“韵”论

苏轼认为“韵”这一审美范畴的本质属性包括4个方面：一、具有超尘绝俗、萧散筒远的风致;二、具有余味无穷的言外之意;三、蕴涵有高雅的承平气象;四、以筒古澹泊的形式表现秾妍至味的内容.“韵”于文艺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一、“韵”是决定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流传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二、“韵”是区分“士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分水岭.而作家要想创作出富有高韵的作品,必须有深厚广博的学识积淀和超尘脱俗、淡泊虚静的人品修养.     

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

对于士大夫来说,庄子哲学中的“心斋”,即“虚”“静”“明”观念,无疑是极富于吸引力的。苏轼对庄学的吸收,莫过于对“心斋”的心领神会了。 “心斋”,据《庄子·人间世》的解释:“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是虚,即指人的精神主体必须摆脱一切欲念,从而     

马克思主义“物化”批判逻辑的再发现——基于对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史考察

马克思用“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两个概念,共同勾勒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自身转化为“事物”,而后颠倒地表现为外在之“物”,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物化批判的源头。卢卡奇沿袭了这一逻辑,不仅批判“物化”现象及其意识,而且批判韦伯、齐美尔等人所分析的现代性的“事物化”进程。在其启发之下,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事物化”的客观性,却否定了卢卡奇从“物化”中寻求解放的可能,阿多诺更揭示了物化批判的同一性本质,宣告物化批判的无根性和无效性。广松涉、霍耐特凭借“物象化论”和“承认理论”的原创建构,推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物化思想的讨论走向当代。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从中国基督教史看辛亥革命——“发现”梁发与太平天国史叙述的再解释

太平天国是一场因洪秀全受梁发《劝世良言》影响而爆发的排满运动,但当时只有传教士与部分中国人了解这一点。是谁将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结合起来的呢？更直接而言,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梁发与其著作《劝世良言》是从何时开始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的呢？从中国的基督教历史来看辛亥革命,当初作为排满象征的太平天国,是经过基督教界的“发现”梁发后,才与革命相连接的。开始注意到太平天国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主要是辛亥革命后活跃于地方社会的基督教徒,以及与太平天国关系密切的粤港基督教徒。辛亥革命为再度诠释太平天国提供了契机。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