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取代了1962年第17号条例,废除了原有的事前申报制度,实现了欧共体竞争法实施的非集权化,加强了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权,由此确立了“非集权”的竞争法实施机制①。在新机制下,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发展欧共体的竞争政策,实施欧共体竞争法的任务由各成员国承担。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竞争法体系之一,欧共体竞争法的最新发展对我国竞争法制的确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欧共体竞争法中卡特尔案件的罚款规则

罚款作为欧共体委员会制裁卡特尔行为的一项重要行政处罚手段,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在2004年欧共体竞争法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现行的罚款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罚款标准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更加明确了实施罚款的条件和程序,增强了罚款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另外,一些减免罚款的新手段和工具的适用,也使罚款的制裁效果进一步加强。     

欧共体竞争法罚款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实施机制有两种模式:司法模式和行政模式.欧共体竞争法主要通过欧共体委员会征收罚款的方式保障竞争法的实施,是行政模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反垄断法>以欧共体竞争法为蓝本,反垄断执法机构集调查权、决定权与处罚权于一身,属于典型的行政执法模式.鉴于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具有较长的历史并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使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达到与欧共体竞争法同样的效果,应当借鉴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经验,制定统一、具体的罚款指南,使减免政策明确并具有可预测性.     

论我国竞争法的立法宗旨

中国竞争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是二元制立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已十余年,反垄断法也进入立法阶段,本文结合国外立法经验和两法的相关规定,对其目的、价值进行比较,以求深入了解我国竞争法的立法宗旨,使两法能相互协调,共同维护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良性、持续发展。     

论竞争法上当事人的确定

竞争法案件中,当事人的确定不仅关系到明确权利、义务、责任的承担者,而且是评价市场力量的重要前提,只有在确定了当事人以后,才能进行市场力量的计算,从而评价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后果,判明其违法性。而如何在具体竞争案件中确定当事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针对竞争法的主要领域,即限制竞争协议、支配地位滥用行为以及企业合并情形下当事人的确定规则,进行深入分析,而尤以企业合并情形为重点。在英文中,各种竞争案件的当事人往往称作“undertakingsconcerned”,我们在此将其称作“所涉企业”。     

美国竞争法的政策实施功能研究

反垄断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分析美国竞争法发展过程中不变的理念和变化的理论以及实施标准后,不难发现美国竞争法的内在价值取向中特别体现了政策实施功能.因此,我国的竞争法体系建设也应当与我国现阶段建立市场调节体系的经济政策目标相适应,在采用适度的结构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鼓励创新为核心目标.     

完善WTO形势下的中国竞争法

通过对竞争理论的初步探索,说明竞争立法在我国当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通过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国际立法一体化对我国竞争立法产生的影响,指出我国在加入WTO后应尽快完善竞争立法,以更好地应对形势需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变化是:从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从单一竞争到复合竞争;从孤立的企业竞争到国家参与、协调和管理企业竞争;从无规则竞争到规则竞争。竞争法也在域外效力、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此,中国应当在适用范围、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对竞争法进行重构,以适应竞争全球化和竞争法变迁的挑战。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与视角

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新思维.随着人类共同利益意识的提高,人类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从国家政治转向非国家政治.国家利益最大化与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一定程度上存在逻辑矛盾和现实冲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关涉政治道德理性、责任伦理和"顾及"原则的价值选择.以对人类负责的精神、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应当是中国的价值选择.     

试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一直备受争议。坚持效果原则,以一国国内反垄断法规制发生在他国的限制竞争行为,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价值,但同时也会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制订和实施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才能克服因遵行效果原则而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订--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理念的转变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在法律适用中起着一般条款的作用,但只具有向司法机关授权的有限功能.针对该一般条款的修订,文章认为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私法性质,扩大一般条款的授权范围,使行政机关获得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权的主张是不合理的,建议坚持一般条款仅向司法机关授权的有限功能,着重通过民事司法途径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 ,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 ,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 ,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共利益——以网络竞争纠纷为例

公共利益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目标。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公共利益本身的不确定性,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主要体现为一种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立足司法实践,以公共利益的内涵为基点,厘清反不正当竞争法下公共利益保护的历史脉络,将公共利益的主体限定为具有竞争关系的某一领域的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内容为保护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公共利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作为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和促进公平竞争两个方面,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双重变革,以期给予公共利益较为完善的保护。     

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比较研究

公益诉讼和行政执法都是公法的法律程序,公益诉讼具有程序公正、民主的优势,而行政执法具有效率优势,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一起成为公法普遍的法律程序,而公益诉讼则是对行政执法的重要补充和监督。     

论经济法内容创新--市场服务法一般原理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除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等以外,市场服务关系亦应成为其重要的调整对象.我国加入WTO,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服务是政府及中介组织为市场和市场主体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提供各种服务行为.市场服务在现实中存在构建成法的必要性,市场服务法有着独特的调整对象、原则与内容体系,应成为经济法中部门法的组成部分.     

从域名抢注的法律适用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与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域名抢注的调整比《商标法》具有更大的优势 ,但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要进一步促进网络经济的发展 ,必须对它进行一定的修改与完善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合同法适用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中国法律确立的原则.《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致合同无效的社会公共利益应采狭义说,以区别于社会公德和公共政策,仅限于法律体系内部所提出的确定要求.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配性、非现实性、主体不特定性等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不具有同一性.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需要采用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权衡,且个人权利具有初显优先性,在公共利益不明显或不确定时,应维护合同效力.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基本权利保护型、国有资产保护型、公共安全保护型和法秩序维护型等四种类型.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探究——以法的利益本位为进路

从法本位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指出两者在利益的承载主体、内在特征和外在干预等方面存在殊异,因而两者是并存的2个法律部门,但两者并非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在终极目标上存在着同归,即追求实质公平、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论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地位--以一般条款的特性为中心

竞争法的规范性条款包括两类:列举条款和一般条款。成文法无法做到毫无遗漏地列举各种不正当行为,为弥补这种列举之不足,克服竞争法规范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设置一般条款是被证实并被各国广泛运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一般条款在竞争法中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及职能。一般条款的地位、职能、影响等外部状态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只有揭示出一般条款的本质属性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外部状态,进而完整地认识竞争法的特殊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