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缺陷与规范

建立完善的上市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是避免和减少上市公司风险,保护股东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要求。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公正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网络文化及其法律规制

网络文化具有媒介特殊性、高时效性、开放性、虚拟性等基本特征。由于传统过滤技术的弊端、一些网络行为的危害、网络相关法律的缺失等原因,有必要对网络文化加以法律规制。对此,应充分发挥国家管理主体的主导作用、网络用户的主体作用以及社会中间层的基础作用,建立互联网信息评议评价制度,从而构建和谐健康的绿色网络文化。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法治化路径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水平低,权力制约机制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委托关系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其法治化路径是:建立操作性较强的的财务、事务、权力制约等法律制度;彻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从法律制度上肯定股权多元化,设计保护中小股东的制度;进一步用制度明确委托关系,通过法律来规范出资人的权利、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提高企业选人、用人、薪酬制度的法治化水平,整体建构国有公司法人结构治理制度,提高核心竞争力。     

共享单车退出市场法律问题研究

共享单车是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业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论文对共享单车退出市场过程中存在的押金难以退还、市场监管漏洞等法律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提出构建第三方押金管理机制、规范共享单车企业市场准入标准以及强化法治治理等完善建议。     

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若干基本问题的反思

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依据法律法规对"不良信息"运用网络过滤技术进行封堵、查禁,显示出一种维护"底线"式的、事后"矫治"的思路。然而,这种治理方式未能有效清除"不良信息",面对社交媒体、移动通信终端所建构的新传播环境下的网络舆论、网络暴力等问题也显得乏力,难以使互联网信息环境有本质上的提升。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亟须将全部互联网信息纳入治理的视野内,寻求一种由政府、媒体、公众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机制,构建一个严密的互联网信息治理系统,着眼于改善互联网信息传播整体环境。     

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正当性问题

公司治理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基于权力制衡、公法私法化、减少组织成本,促进长期交易、弥补市场不足、调整利益冲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的需要,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但法律在介入公司治理时必须为公司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挥合同、章程、市场、文化等非正式性制度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局限,使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因循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特点和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之处,不难发现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沟通为基础,谋求技术规范、执法和监测等层面的协作,形成系统的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完备的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立足于大湾区水污染状况,要求加强政府行政协作能力与建立政府间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完善水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与区域环境信息法律机制,实现湾区绿色发展。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法律文化解释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从西方各国法治历程与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比较可以窥视东西方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诉讼意识、国家治理思想与价值观等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可以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变迁进行初步的法律文化解释。     

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与必然要求。从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布局的互促耦合正向关联观之,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调整是催生我国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因应性重构的直接动因。在当前阶段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和冲突,表现在现代化建设布局的均衡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侧重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治理技术的进步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应当从制度目标、治理体系、多元方法等方面进行多维度重构,摒弃传统单要素法律规范层级制度建构的生成思路,转而以综合评价标准的建构思路,围绕预防性、约束性、整体性和参与性等主导价值范畴,搭建以核心制度、基本制度为构造的融贯性制度体系,应对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的各项调试需求。     

国家治理视域下清前中期救灾法律及其实践——以1830年直隶磁州地震为例

灾害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拥有悠久的灾害治理史，到清中期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灾害治理体系，具备较为强大的灾害治理能力。救灾法制是灾害治理的法律保障，覆盖防灾备灾、报灾勘灾、赈济措施和灾后重建等灾害治理全部流程，还涉及信息传递、官员管理和监督等灾害治理重要内容。学界对于救灾法制的研究集中于内在视角，重在分析法律体系、条文和解释，缺乏考察法律社会语境、执行运作与实践效果等外在视角研究。将磁州地震赈灾过程置于国家治理视域下，从制度体系及执行的角度加以观察，可以发现完善的救灾法律制度和官员较强的制度执行力是清前中期灾害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保障。     

美国政府如何利用“Rogue State”语义效应调控其对外政策

大量事实证明：在传统国家实力的支撑下,“Rogue State”这一词语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产生了十分特殊的语义效应,美国政府利用该词的语义功能,在对外政策中充分地发挥了对外政策工具的效用,如给一些国家带上“Rogue State”的帽子,在国内以争取民众对政府政策更多的支持,在国际上则作为谈判的砝码或作为制裁甚至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New options for national population surveys: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coverage

Challenges to survey data collection have increased the costs of social research via face-to-face surveys so much that it may becom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social scientists to continue using these methods. A key drawback to less expensive Internet-based alternatives is the threat of biased results from coverage errors in survey data. The rise of Internet-enabled smartphones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 issue of Internet coverage for survey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verage bias. Two questions (on Internet access and smartphone ownership) were added to the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SFG), a U.S. national probability survey of women and men age 15–44, using a continuous sample design. We examine 16 quarters (4 years) of data, from September 2012 to August 2016.Overall, we estimate that 82.9% of the target NSFG population has Internet access, and 81.6% has a smartphone. Combined, this means that about 90.7% of U.S. residents age 15–44 have Internet access, via either traditional devices or a smartphone. We find some evidence of compensatory coverage when looking at key race/ethnicity and age subgroups. For instance, while Black teens (15–18) have the lowest estimated rate of Internet access (81.9%) and the lowest rate of smartphone usage (72.6%), an estimated 88.0% of this subgroup has some form of Internet access.We also examine the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coverage, separately and combined, as indicators of technology access in this population. In addition, we look a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ial coverage on key estimates produced by the NSFG, related to fertility, family formation, and sexual activity. While this does not address nonresponse or measurement biases that may differ for alternative modes, our paper has implications for possible coverage biases that may arise when switching to a Web-based mode of data collection, either for follow-up surveys or to replace the main face-to-face data collection.     

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机会成本的估算

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数据,分别估算出1999年后美国投资者持有海外资产、美国国外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资产的资产所得。相比较而言,美国投资者持有海外资产能获得较高的纯资产所得率。虽然近年来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数量快速增长,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纯资产所得率却较低。如果将同样数量的资产转由美国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那么中美投资者所获得的纯资产所得之差便构成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随时间推移和中国对美国资本输出数额的逐年剧增,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在同步增加。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承受的机会成本既是美元国际地位的体现,也能反映出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状况,更是中美两国获取对外投资回报能力差异的体现。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解决酸雨问题的谈判是加美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环境外交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的过程艰难曲折。历时 15年之久 ,双方才达成双边治理协定。加拿大在治理酸雨污染方面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与美国在环境外交上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酸雨问题之所以长时期成为加美外交关系的症结 ,是因为它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和单纯的技术操作 ,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试论"9·11"后美国对中亚地区安全作用的多重性

"9·11"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及对中亚地区恐怖分子的打击、威慑,使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被大大遏制,通过经济援助及经济合作、军事援助及军事合作一步步控制中亚各国的经济命脉,并诱使各国接受自己提出的附加条件,将其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轨道.至于推行"民主化运动"则引发中亚各国政局的动荡,对地区安全造成现实和潜在的破坏作用.     

美国对台军售应对策略的国际法分析

中美正式建交33年来,美国政府严重违背了其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的承诺,不断地对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不断增加。从国际法角度分析美国对台军售：第一,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美国对台军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第三,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积极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寻求国际法对策,从而敦促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促使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 ,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 ,捐赠规模日趋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由此 ,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 ,步履维艰。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 ,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美国在印尼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变化及作用分析

按照战时美国关于印尼的计划,荷兰将有序地恢复其殖民统治,并指导印尼渐进地获得独立。但是,战后印尼民族主义者没有遵循美国所设想的非殖民化道路,而是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共和国政权。在荷兰与印尼冲突开始后,美国政府起初希望采取中立政策,以避开尴尬的非殖民化问题。但随着印尼局势的日益恶化,尤其是"茉莉芬事件"后,印尼共和国的反共倾向符合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而荷兰顽固的殖民政策已经威胁到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美国最终选择了支持印尼走向非殖民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