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四十年代冯至的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冯至创作的一个高峰。该时期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思辨的色彩,也表现了他对个体存在本位的坚持。与此同时,冯至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体对外物的关情,更多地转向对现实与集体的关注。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在冯至四十年代的思想与创作中交锋,表面融合而实际背离,影响着冯至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转向。从对冯至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之间关系的分析,可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话语中个人主体性建立的需求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国族救亡、集体主义的复杂关系。     

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

文章以文本为切入点,从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理想、爱情与人性三方面阐述了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爱情与革命"回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爱情与理想"是"爱情与革命"的另一个版本,按照美好的社会理想来选择爱情;"爱情与人性"借爱情故事表达对历史理性、现代文明、欲望的认同与困惑。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     

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

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在借鉴了现代派小说理论及叙事话语之后,重新发现了叙事的重要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小说忽略形式因素的模式,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文本策略.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方式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深入考察,认为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真正进入了文体自觉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文体相互对照、补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论大众传媒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从宏大叙事的价值观转向个人化、私人化,女性主义文学得到迅猛发展,堪称是女性文学思潮的绚烂期,同时也是大众媒体逐渐占据社会主流话语地位的时期。以图书、杂志、影视、网络四种大众媒体主将与女性文学的关系为例,以发掘它们在推动女性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略论上世纪20年代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形式

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是2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7个行动元、17个功能构成这类小说的叙事结构,形成英雄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模式。这种叙事形式隐喻一种“义务”(允许/禁止)的意识模式。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20世纪20年代革命青年生活意义的焦虑叙事

焦虑叙事是20世纪2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4个行动元和14个情节功能构成它的叙事结构。它是一种认识(知识/无知)的逻辑形态,形成革命青年割舍世俗幸福而献身革命生活的小说语义模式,表现了现代革命者高尚的道德情怀。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财政金融业的改革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渐趋强盛。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日本于 1 93 1年 9月 1 8日发动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 ,使中国的财政金融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右翼势力宣称 ,“从历史角度来考虑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那段日本历史看成侵略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业从起步到抗战时期的挫折 ,正是日本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又一历史明证。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

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种植面积、产量、棉质,还是从品种、市场运销上都形成了良性经济循环。棉种的改良和棉花运销检验机制的完善是促使植棉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植棉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产棉区或临近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棉农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阻碍了棉花生产及运销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变革探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在传统女性文学的基础上发生嬗变,在中国文坛上引起巨大的震撼。试图从女性生存的环境和女性性别意识诠释女性文学发生流变的真实状态。探讨女性文学在变革时期所走过的不寻常的路。剥离出对现在文学有启迪的、有价值的女性文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探析

运用现代品牌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知名品牌的名称和创立者的类型、商标文化特征与广告营销模式,说明这些品牌在当时对繁荣社会经济、丰富人民生活、支持抗日战争、革新社会风尚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旨在为今天陕西品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下）

重读评议20多部影片,可以看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The changing family and women’s issues in the 1990s

Since the early 1800s when the work place and the home first experienced a clear-cut separation, causing women and men to be perceived as workers and nonworkers, no other period in American history has altered women’s and families’ role so radically as the recent three decades. There is a structural and spirit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mily of the 1950s and that of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American family today ranges from the conventional Ozzie and Harriet type to the single parent, working couple, lesbian or gay, blended, unconnected, teen parent or grandparent-led, and homeless family. The attendant challenges for caregivers and providers, particularly women, vary immensely, as was clearly indicated by a group of testifiers at a public forum convened by a women’s body in San Mateo County, California. Drawing from those testimon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the American family and assesses the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impact on women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The principal inference is that as the changing family trend gathers further momentum in the 1990s, it will be imperative for policy makers and the American socioeconomy to respond crea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new American family and to women’s changing role in the family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