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所作的《总结》,表现了一种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据,乃是一种哲学观念上的变化,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在的机理,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影响来看,冯先生晚年思想之转变,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越柏拉图、新实在论为思想契机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亦有助缘的作用。冯先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应可理解为一种思想之固有、潜在的意义的逐渐凸显和自觉,其间实有着内在的一贯性。     

王韬与传统思想的变迁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曾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既启动于西方韵挑战,又依据中国儒学传统中的讲求实用、变革的精神而展开。1860年前后,则是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前,中国虽在鸦片战争中大败,但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反应也迟钝。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列强的武方迫使中回人不得不重视西方。1861年,李鸿章即坦率承认:“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夏变夷……求自强之术耳。”而社会中下层人士也日益感受到社会的危机,并由中西对比而发生了变局的观念。社会思想的变迁正在潜滋暗长之中。王韬正是生于这样一个“介于传统与近犹之间”的时代,他的思想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思想变迁的状况,因此,研究王韬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晚清民初,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亟待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太虚(1889-1947)以其高度的历史文化自觉,揭橥"人间佛教"之帜,宣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1](P233).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日益壮大,影响显著.有论者指出:"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变,成为自太虚以来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和共识."[2](P125)"人间佛教"适应时代需求以推动传统佛教现代化,既包含生活层面、精神层面,也包括人世思想、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传统特色,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个案.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中国近代功利思强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近代功利思想的转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救亡"和"启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功利思想的转变承担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责任.这个现代转型从晚清就开始了,到戊戌变法时期到了高潮.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天下观"瓦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一,先验之天没落,人们开始立足于经验世界思考问题.其二,自然人性论取代了性善论,颠覆了原本的"善恶观","情""欲""私"有了合法的地位.其三,在合理利己主义的影响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义"和普通百姓的"私利"的冲突变得缓和,"利义"有了融合的可能性.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变,近代功利思想开始区别于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成分,有了其现代的架构.     

论船山对《河图》及“天地之数”的新诠释

道学传统上由濂溪的《太极图》之第二圈出发并结合象数易学上的《河图》与"天地之数",构成了其基本的宇宙生成论模型并以之为其伦理学思想服务。而王船山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对"五行"做了去实体化的处理,重新诠释了"天地之数",将其中的思想范式由"借天为说"改为"自天而说",把传统象数融入到对于以"神化"为核心的气学宇宙论之生成学说的诠释当中。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从“孔颜乐处”到“三省吾身”——论颜元的思想转折

从颜元的思想转折入手是认识颜元思想的关键所在。颜元由注重宋明理学超悟的"孔颜乐处"之境界追求转为认同曾子的"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身实践,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演进,又是对"经世致用""崇实黜虚"之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颜元的思想转折从三个层面上体现了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在学术路线上由内在转向外在,具体表现为"理"与"事"、"理"与"气"以及"体"与"用"的关系;二是在修身方法上由超悟体验转向修证实践,表现在不同于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及由悟到修和由静到动的修身方法;三是在理论形态上由倡虚转向务实,注重事功外王的实学理论的建构。     

从“孔颜乐处”到“三省吾身”——论颜元的思想转折SSCI

从颜元的思想转折入手是认识颜元思想的关键所在。颜元由注重宋明理学超悟的"孔颜乐处"之境界追求转为认同曾子的"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身实践,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演进,又是对"经世致用""崇实黜虚"之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颜元的思想转折从三个层面上体现了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在学术路线上由内在转向外在,具体表现为"理"与"事"、"理"与"气"以及"体"与"用"的关系;二是在修身方法上由超悟体验转向修证实践,表现在不同于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及由悟到修和由静到动的修身方法;三是在理论形态上由倡虚转向务实,注重事功外王的实学理论的建构。     

论齐家之道及其当代价值

齐家之道,主要指管理家庭、治理家族的条理、方法,目的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传统思想中齐家的内容,大致为"孝父母"、"友兄弟"、"别夫妇"、"睦亲族"等,以去私行公、重义轻利为主要价值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家的形式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家依然是个人成长的重要空间,是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齐家之道所传递的互敬互爱的交往友爱,回报恩德的正义取向,努力践行的向上态度以及积极出世的责任精神依然充满着生命力。齐家之道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价值:齐家之道有助于实现家庭和谐稳定;廉洁齐家促进廉洁为政;时代精神呼吁时代家风,而时代家风构建时代的社会。     

晚清教育宗旨的嬗变与近代教育思想的确立

在晚清各项社会改革中,教育最具成效.清政府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1906年颁布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实现了教育宗旨的渐进式嬗变:从确立第一个完整、规范的学制体系,到厘定全国各学堂共同遵守的立学宗旨,最终建构了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立学思想系统,明确了"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德智体三育并举"的近代教育思想,大力推动了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浅谈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以人为本＂思想

当代发展经历了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重大转变。科学发展观扬弃了以往传统发展观。其中"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它具有全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人的高度重视,要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全面地理解"以人为本"。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从“谏”到“说”——中国早期论说文文体功能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代论说文体的功能有一个较大的转变,由一开始的"谏",渐渐地转变成了后来的"说"。春秋时代早期和中期流行的是由周代礼乐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劝谏之文"。春秋后期,"劝谏文"的艺术技巧有了较大提高,开始悄然转型。战国时代开始后,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溃,风格多样的"游说之文"风靡一时。战国末叶,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出现时,中国古代的论说文体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荀子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其时代价值

荀子作为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和发扬先秦儒家思想重"礼"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诸子百家思想,提出了"明分使群"、"人之性恶""天人相分"、"法后王"、"隆礼重法"等观点。荀子思想形成的基础是对儒家"人性本善"思想的合理扬弃与创新,他将孔孟理想化的以德治国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在"人之性恶"认识的基础上,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礼"教育引导与规范作用的同时,特别注重"法"的强制约束作用。笔者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以时代政治背景为依托,将荀子思想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剖析荀子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并将荀子对儒家思想发展与创新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进行梳理。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马克思尊严观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

马克思的尊严观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在"现实"和"应有"的尖锐对立中,马克思"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从人的社会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去理解人的尊严。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扬弃了西方传统的尊严观念,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尊严观。马克思尊严观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社会关系和特定时代人民对于尊严的吁求,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尊严的本质特征,为人类尊严生存的构建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