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协商民主研究 助力协商机制建设——评《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一书

<正>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多个层面得到广泛运用和实践,呈现出多种协商形态,在利益表达、社会整合、国家认同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协商民主在制度规范、制度保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制度化包含制度的常规化、稳定性和长效机制。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化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基础,不断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为突破,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它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具有整合利益、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及凝聚力量的功能。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且能够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功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从培育协商的民主文化、赋予协商的发展效能和健全协商的民主程序三个方面入手。     

国家治理视阈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及其优化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是优化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人民政协中进行协商,能够强化政协功能,整合不同群体利益诉求;能够坚持求同存异,推动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能够依托群策群力,促进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发挥党际协商的独特优势,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兼顾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功能发挥面临着制度化水平低、程序不健全、沟通衔接不畅通等问题。为更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需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推进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     

论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理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现代国家治理要求建构协商型治理模式,广泛吸纳各界意见,协商达成科学决策,实现治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有效统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政治品格和工作方法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两者在理论基础、方法路径和功能效应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培育社会资本与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价值,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创造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而社会资本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坚强基石。信任、互惠、参与是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共同推崇的基本理念,协商民主的运作离不开协商主体之间的互信、合作、参与、宽容。通过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借助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建立公民之间的互信关系,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可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健康成长提供优良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维价值、比较优势与提升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实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无论是作为民主形式、公共决策的协商民主,还是公共治理的协商民主,都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维价值。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使中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不同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两者在历史背景、政党基础、文化基因和实践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是我国的基本民主形式之一。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路径在于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论预算治理的三重维度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石,如何践行预算治理理念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挖掘现代预算与预算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把现代预算的规范性、民主性与绩效性作为推进预算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领。预算治理的规范表达是各种预算权主体动态博弈妥协的产物,实质在于实现预算权之间制约的平衡。预算治理的民主基础包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的双重向度,代议制是预算治理的直接保障,协商式是对代议制下预算公共性不足的合理补正。预算治理的绩效维度是预算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体现出预算结果和预算目标意义上的良好预算治理。为提升我国预算治理能力,立足上述三重维度,应促进立法、行政、社会之间预算权配置的平衡,夯实代议制民主与发展协商式民主,加快"抽象的绩效"向"具体的绩效"的转化。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五大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选举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的五个方面的关系。     

基层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拆迁纠纷化解

破解拆迁难题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密切相关。拆迁既具有协商属性,又存在很高的协商难度,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可解决性。拆迁协商难源于三重因素交织:多元诉求多层主体是正常之难,是拆迁涉及高额利益分配的客观常态;各主体非制度化协商盛行是反常之难,其可能引发矛盾累积、新增、升级,是拆迁难题的核心症结;公共舆论的过度解读削弱了拆迁协商属性,进一步加剧协商困难。当前拆迁博弈处于高风险的中间状态:未达到基层协商民主理想状态,也并非皆是剧烈对抗,而是充斥灰色策略博弈。非制度化协商是基层治理回避和遮蔽矛盾的产物,反映地方政府维稳政治、承包制、社区自治三层治理结构的异化。化解拆迁复杂矛盾需大力推进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其代表着正视矛盾的态度,蕴含着化解矛盾的艺术,是法治框架下的"柔性治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职能拓展——基于四川“有事来协商”平台的分析

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和探索。四川政协搭建了“有事来协商”平台,通过组织各种小微协商活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了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协职能拓展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和优势。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应厘清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边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全媒体时代基层民主协商的传播创新与经验启示——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全媒体时代,温岭民主恳谈制度在地方政治家的推动下实现了传播创新,找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更加广泛了解民意集聚民智,更加深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深化了民主恳谈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温岭的创新实践表明,互联网治理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直接的同构性,新媒体提供了新资源和新契机,传播创新使民主恳谈的协商功能进一步深化,社会整合效果明显。在全媒体时代,正向传播效应需要协同推进,执政党要架构新机制,协同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正向传播,助推社会有效整合。     

论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适应新的执政环境和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中,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开展领导和执政活动,通过多种协商形式实现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有效治理国家。党的协商民主执政方式的实践主要包括党内协商、党际协商、党政协商、党群协商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优化党的协商民主执政方式对提高党的决策质量、实现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监督权力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及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建构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者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以多元平等为共同原则,以协商合作为共同方式,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国家治理的完善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路径.推动国家治理进程与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过程.     

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视阈下的协商民主建设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推动协商民主有效嵌入各个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加强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建设,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构建官民良性沟通互动机制,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有效保障,也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一条重要实现路径。     

在理论自信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当今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面对西方在民主话语权上的强势和霸权地位,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急于求成,也不要妄自菲薄、封闭僵化,必须在始终坚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全面理解民主的涵义,深刻认识民主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努力把握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立足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健全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政治保证.     

治水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成长与基层协商能力建构——以中国基层治水事实为研究对象

内生的社会治水形塑治水社会,这种社会性治水活动是治水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多个治水参与者共同参与的组织性活动。我国基层治水的若干案例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伴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我国基层水治理协商历经了民间自我协商、行政主导协商、党政引领协商三种模式的演变。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治水这一公共性活动对治水国家价值观念的形塑,重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基层社会治水进程的渗透和调节作用。有效激发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意识,畅通和扩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所有协商治水的参与者表达其真实的参与意愿。同时,要将多元治水的社会资本逐渐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拓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赋权空间,推进国家治水过程中协商治理的高效性和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