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则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回避且须精心应答的重要考题。秉持精细化、实用化、特色化思路引领,凸显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特性的“良法”以及建立在对其普遍遵守与执行基础上的“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明显、精细性不足、与改革互动效果不佳、政府无限度兜底、社会普遍性违法等是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中的现实障碍。当前,应以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总体推进思路,以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理路贯通为具体推进路径,确保信用建设与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实施,全方位驱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论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书评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必要的理论剖析、现状审视、路径探索,提出采取实体上消解农村三大社会纠纷、程序上完善农村多元解纷机制、宏观上深化农村法治县域实践的策略,以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该书通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独辟蹊径的见解,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基层治理内在的实质与应对方法,是一本在解构农村法治问题、建构治理模式、指明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作。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进化过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工程,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抓住以下四个着力点: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公平化,需要确立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要注重提升政府通过公平施政、公平行政和公平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之路,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科学确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应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科学化、效能化、公平化等六个方面。这是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标准体系,既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总体趋势,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具体要求。只要严格遵循这些标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要更加重视发挥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从土地文件变迁看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轨迹——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观察点

文件治理方式是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土地文件治理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起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借助土地文件治理的形式来实行国家官僚制的建设和推行其政策主张;二是通过土地文件治理,大大提升国家的汲取能力;三是土地文件的制度化、法治化向社会提供制度安排,直接提高了政权合法性;四是在土地文件变迁的过程中,农村民间组织纷纷出现并发展壮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趋向良性互动,农村公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法治化进程;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依法治国是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一个基本立场、基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党的领导的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化的核心。     

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新加坡并不单一地治理腐败,而是将整个腐败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腐败治理。从国家治理视域来看,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政党自律、政府廉能和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考量与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及做法,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有:通过提高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力,加强腐败治理权威性;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方式法治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构筑腐败治理的文化基石。     

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法理分析及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轨道。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所趋,但行政审批法治化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诸多障碍：全能政府理念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思想障碍;政府自利驱动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动力障碍;现行行政审批法律体系的局限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制度障碍。为此,我们应该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时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健全行政审批配套制度,有步骤、分阶段、整体性推进行政审批的法治化进程。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制度冲突视野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障碍及其突破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为什么法治建设在农村会遭遇较多的障碍?原因在于,我国农村是一种乡土本性的社会,它具有一些区别与城市社会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农村法治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存在,它与体现社会理性化的农村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冲突。因而,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其实质是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从制度冲突的视角分析,它是作为内在制度的乡土社会特质与作为外在制度的法律之间冲突的结果。     

协同进化:党组织与虚拟空间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党组织法治化为虚拟空间法治化提供导航明灯,顺应了虚拟空间治理诉求。虚拟空间法治化为党组织的法治转型和形象塑造提供了时代契机,顺合了党组织的现代化角色需要。这种进化逻辑为党组织消解网络"新疆域"的各种挑战、推进虚拟空间协同治理提供了空间和舞台。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理解国家治理: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是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为理解国家治理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只有通过把握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这项系统工程的整体面貌才能得以全面地展现.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便有了清晰的实践路径,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该在综合利用政治生态要素中的各种力量的同时,综合采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治理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