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化龙治泇河

明代黄河灾害频发,由于黄河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治河与治运关系密切。明代万历三十一年—万历三十二年间担任总河的李化龙,力排众议,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泇河之议",开凿泇河成功,南北漕运得以避开黄河水患,畅通无阻,成为治河史上的典范。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张居正《答潘季驯书》注释和分析

比闻黄浦巳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 本文选自《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一》。原题作《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按印川即潘季驯的字,他是明朝的水利专家。张居正于1578年初荐吴桂芳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都御史,负责治河,并兼理河漕事务。同时裁撤了“总河督御史”一官,以统一治河治淮和督理漕运的事权。但不久吴桂芳就病故了,乃以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其职。因此编全集的张懋修称潘的官职为“河道”,不妥。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明代《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万历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写成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明代遮洋总的沿革与运输路线

明代遮洋总自永乐年间设立后,除隆庆时期有短暂革除外终明一代一直存在.万历以后朝野上下所建议恢复的不是遮洋总本身,而是它的海运功能.隆庆以前,遮洋总的主要职能是负责运输山东河南的部分漕粮供应蓟州军饷,此后和漕运其他各总共同运输北京附近各镇的军饷.随着明代漕运体制的变化,不同时期遮洋总有不同的运输路线.宣德七年前的遮洋海运从淮安或刘家港出发通过海路到达天津,其后则从河南小滩镇由内河驶抵入海口.所谓海运仅仅是其运输路线中的一小部分.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