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媒介之维———论艺术传播研究的媒介环境学范式

纵观艺术发生、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说一部艺术发展史就是一部媒介演进史。但是传统的媒介理论和艺术理论对于作为媒介的艺术和艺术的媒介之维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当下对此研究最深的当属媒介环境学派。艺术的媒介之维不仅是媒介环境学派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是其传播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从静态/本质的角度看,艺术媒介的讯息本质问题、环境与感知问题等是媒介环境学派探讨的重要议题;从动态/历史的视角看,媒介环境学派研究了媒介演进与艺术发展的辩证关系等问题。正是因其对于作为媒介的艺术的研究,才使其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媒介理论和艺术观念,进而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经验学派又有别于批判学派的艺术传播研究新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但拓展了媒介研究和艺术研究的理论空间,而且丰富了人们对媒介的人文内涵与艺术的媒介本性的理解,对我们研究多媒体时代纷繁复杂的艺术传播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媒介环境学派”的分歧与当代媒介技术发展路向选择

媒介技术是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传播学中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从媒介技术的发展入手探索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派"关于技术与文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悲观的,另一种是乐观的。当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失落,如何让技术与人文和谐共生是当代诸多学科都关注的话题,也正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主要命题。在技术发展理念与路向上,吉登斯超越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态度选择更具有现实意义。     

媒介整合社会:建构媒介功能新理论

从“媒介整合社会”角度来阐述媒介功能理论 ,是对媒介功能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以“媒介整合社会”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模式的原型 ,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进行参照剖析 ,论述“媒介整合社会”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的三点创新和突破 :其一、构建一个全方位视野来审视媒介功能 ;其二、形成一个真实的互动体系 ,来衡量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其三 ,构建了媒介生产力理论。     

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

自从波兹曼在1970年首次提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定义和范式之后,它就成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基础分析框架.从多伦多学派到纽约学派,再到其他支流学术种群,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的过程,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正是基于对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复杂的、全球性的、内在的网络关系的深入理解,以历史为经,以理论为纬,可以将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归纳整合成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等"十论",并从中看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其未来趋势同时一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结合,文化批判向人文关怀靠拢.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媒介技术态度观探析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是继经验学派、批判学派的第三大传播学派。该学派各理论家聚焦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态度却差异甚大。第一代理论家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主要揭示媒介技术本身的特点规律和带来的社会影响,以悬置主体的科学主义态度给学界呈现被传播学界忽视或遮蔽的问题。第二代理论家以波斯曼为代表,对媒介技术发展深感恐惧和无助,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面对媒介技术对现代文明与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深感忧虑和悲观。第三代代表理论家莱文森则对媒介技术发展给人类信息传播、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构建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而欢欣雀跃,呈现出一种极强的乐观主义态度。北美媒介环境学派针对媒介技术的态度转向,既是特定理论家的媒介技术态度观构建的个体呈现,同时也彰显了该学派对媒介技术认知的历史与逻辑,展开了该学派的丰富性和立体面相。     

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

媒介环境学派自开创以来,历经三代传播学者的开拓和创新,诞生了许多经典的观点。而“媒介即环境”的隐喻经过度解读后,却被扣上了“媒介决定论”的帽子。爬梳媒介环境学派发展的脉络,建构以伊尼斯的“时空偏倚观”、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思想以及马克·波斯特、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偏向”思想为坐标,以“偏向性”为轴的“媒介偏向论”体系,则相较于“媒介决定论”更为符合该学派的逻辑阐释。在当前新媒介环境下,探讨传播的偏向性仍具有现实意义。媒介的偏向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变迁,也对两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且媒介偏向性可在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中得以延伸。     

被遮蔽的表征——“第三学派”视域下的凯尔纳媒介观

对道格拉斯·凯尔纳及其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媒介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国内学者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一贯是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展开,而忽略其思想在其他理论维度的表征。因此尝试在批判学派之外,从媒介环境学的路径出发,借助其理论资源对凯尔纳媒介观进行探析,并通过将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与凯尔纳的媒介批评文本相观照,解读出凯尔纳媒介观在情境与受众两个维度的表征,即情境偏向与受众中心。同时指出,对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立足于多元理论视角并以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动态过程。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在对媒介环境学派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勾勒出了该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对传播媒介的静态分析;对媒介演化的动态分析;对媒介本身之社会历史影响的分析。每个方面又包括多个层次和维度。     

理解媒介生态学

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范式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媒介生态学绝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一种概念运用词不达意导致的歧义和误会。也不像一些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比附性的隐喻。所谓的媒介生态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思想观点频现差异,多有龃龉。不同代系、学派、学者间也不尽相同。其中,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尤其引人瞩目,堪称是媒介生态学的几种典型类别。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是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共识。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已成为当下的传播现实。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对我国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作了全面探讨在回顾议程互动形成的基础上,分析了议程互动的方式,阐明了对待议程互动与断裂的正确态度。     

媒介融合：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媒介融合作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成为21世纪传播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首先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提出作者自己对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解。随后梳理了学术界在该选题上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多元研究视角,供今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浅谈媒介素养教育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媒介已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之一。它在儿童成长与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力求客观地评价传播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和影响，说明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儿童媒介素养对儿童社会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主流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的和谐关系建构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舆论:一个是主流媒体营造的"主流媒体舆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公众舆论"。只有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作用,促进公众舆论的良性态势,让两种舆论最大化的重叠与互补,才能使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更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观念,并与人民群众的认识产生共鸣,进而构建两种舆论良好的和谐关系。     

媒介地理学视野下的传媒奇观

传媒奇观具有鲜明的媒介地理学涵义.地方性、开放性、包容性、存储性是媒介空间的地理学特点.通过呈现、浓缩、凝视、影响、突破、创造等方式,媒介空间参与奇观地理的塑造,并通过聚焦、聚释、放大最终建构了传媒奇观.传媒奇观在表面上属于"媒介制造",但其形成无时不在地受着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左右和消费主义逻辑的掌控.传媒奇观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生存方式之一.     

媒介版图与生态意识

倡导媒介的版图与生态意识,是基于当前国内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意在强调在共时空状态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媒介制品,或者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媒介机构有机配置与组合,也就是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多样性的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是以整体的舍力而非单一的形式对人实施具体的影响,此项倡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媒介的生态与版图意识还可以帮助梳理、调整当前媒介设置与媒介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正是其紧迫性之所在。     

媒体外交初探

报纸、电视、互联网,这三类媒体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人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媒体外交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它改变并仍在影响着国家关系、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媒体外交的兴起,当前关于媒体外交的研究状况及其功能,中国媒体外交的优势、劣势、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等问题,值得探讨。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发展媒体外交,同时又要谨慎且警惕地管理媒体外交,有效限制其不利因素的扩散。     

数字化竞争、媒介环境与报媒融合路径

报媒是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最大输家,其传统经营模式面临彻底崩溃危机。基于PEST分析模型,采用最新数据对报媒组织外部环境进行研究,探讨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如何改变报业的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以《华尔街日报》为例,详细分析其数字化生存路径：品牌内容的延伸和整合、推出多样化视频服务、数字平台建设及多元化营销战略。最后,文章提出国内报媒应该从树立“内容第一、数字第一、受众第一”理念、品牌融合经营以及重视平台融合等几方面应对来自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     

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肩负着意识形态使命,大众传媒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治需求往往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党”思维模式在我党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作为公共空间是新时期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