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说“杨稷案”

杨士奇长子杨稷杀人夺产被判死罪，此案是明前期地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一方面，杨士奇读书入仕身居高位之后，杨稷在家乡扩充产业，激起民怨，反映了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的兴衰过程。另一方面，经过元末兵燹之后，杨士奇家乡泰和县的故家大族以读书入仕争取政治地位，以修订族谱重建宗族组织，以复兴祖业为名争夺各种经济资源，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竞争激烈，矛盾尖锐。杨士奇一家裹挟其中，又有权势可以凭恃，“杨稷案”因此发生。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1929年至1932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19世纪法国建设国家福利体系道路上的障碍

19世纪,法国原有的传统慈善救济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法国政府试图建立现代国家福利体系。然而这一建设过程面临许多困难,法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历史。在法国建设国家福利体系的道路上存在诸多障碍:一方面,19世纪的法国,本地救济的传统导致地方医疗条件、救济水平的不平等,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忽视了对乡村贫民的救助。这些都威胁到社会稳定,人们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福利体系。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后,地方主义势力抬头,强烈反对建立由中央控制的福利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为了争夺对社会福利工作的控制权而明争暗斗,阻碍了统一的国家福利体系的建立。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

以近代湖南为例,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认为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巨大效应:一方面起着促进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起着阻碍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

以近代湖南为例，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认为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巨大效应：一方面起着促进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起着阻碍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

清代,在鄱阳湖流域内的乌石潭陂、槎滩陂和北澳陂水利系统,地方社会围绕水利工程设施的创建权属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纠纷。这种文本纠纷的发生,源于地方社会宗族观念的浓厚基础,也是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地方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表现出区域类型性特征。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光绪朝平阳县令汤肇熙之《出山草谱》,全面地反映了基层地方官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并透露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在地域整合的意义上,现代因素渗入之前,儒学意识形态已经失灵。商业的发展使得"士"在地方社会中失去了重心的地位,作为儒学"肉身"的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已无法发挥教化"愚民"的职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族内部联系纽带松弛,原先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从而丧失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与此同时,地域社会出现了高度组织化倾向,地方社会各群体间展开剧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地方秩序的维持须借助县令的力量,地方官作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统合力。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

明代中叶以后,晋江安海以其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顺利跻身于经济急剧上升的排行榜中,朝廷派来的官员、地方部分宗族势力均积极进言设置新县,体现出王朝对海洋区域治理的重视。但一方面官方与若干私家的利益或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宗族因相互间的矛盾亦时常表现出政治态度的不一致,导致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其背后充满着官与私、私与私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更多还原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清前期乡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而著称的国家,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被视为国家安宁的前提,作为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中央王朝不可能事无巨细,一切通览,而必须向地方分权、授权。一方面通过里甲、保甲对乡村基层社会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又仰赖于宗族与乡绅阶层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从而达到"官民相得","民助官治"的效果,共同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试析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综观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其基本特征具有双重性 ,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从总体上说 ,苏联还是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 ,但在接收东北这一问题上 ,对中共及其军队既限制又支持 ;另一方面出于与美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战略考虑 ,同时也为了能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捞取更多的利益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既妥协又限制     

各国领导人Twitter使用情况调查

在西方国家,Twitter（推特）已经成为大众与国家领导者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这些国家领导者之间也会通过Twitter来联系。一方面,这使得领导人们向不断增长的关注群体播报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政府新闻;另一方面,Twitter为所有公民提供了一个与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平台。前不久,博雅公关对世界领导人使用Twitter的情况做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