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戊戌到辛亥期间新型知识群体快速增长,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正式形成。"清末一代"知识人展示了对精神价值的全新追求,从道德关怀、社会关怀、知识关怀与终极关怀,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重建价值体系,传承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同时倡导自由民主新道统,建构新价值体系;实现社会角色转换,在废除科举被抛离权力秩序后,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团体与现代传媒等形式重建社会政治影响力;呼唤建立起分立于道统的学统、分立于治术的学术,致力于建立专业化、科学化、分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现代知识体系;以理性精神区隔宗教狂热,又以终极关怀超越物质主义,在对中学、西学中的宗教文化采取开放立场的基础上重构信仰世界。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新诠释胡适的一部力作——评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在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动荡激进的时代后，胡适再度回到国人的视线中。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胡适的评价因为时代的变迁，犹如坐云霄飞车一般，从一个近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到最受人批评的反动知识分子，而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则成为后来国内的政治禁忌。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重新估价胡适的历史成就即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心之一。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清末新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随着新知识分子从清末传统士大夫营垒中逐渐分化出来,他们对西方法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从思想和行动上迈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在清末法制现代化实践中,新知识分子显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被新的法律思想所武装的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必然。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废墟上的精灵》阅评

杨洪承教授的专著《废墟上的精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着重考察1898～1918年这个前现代阶段20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发生史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较为广阔的前现代文化语境中,从政治(维新、新政、民主革命)、经济、实业、媒体及教育、社团群体、文学革命等思想文化的各方面,清理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土壤,探究现代中国新思想和新知识人的现代原型和源头.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心灵历史和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演变图式.因此,该著可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同时作为心灵史来看待.     

政治对手文化同路——曾国藩洪秀全合论

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兼评《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肇始与嬗变研究》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开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历程。期间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和新文化运动,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了由拒斥西方文化到逐步接受、最后以西方文化取代传统中国文化体系的艰难历程。在此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在中国从超稳定结构过渡到开放性结构中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章门弟子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一群受过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训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转型时期试图建立从形式（语言）到精神实质（资本主义文化启蒙）都是这一时代象征的文学和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有一显著特点，相对于魏源、龚自珍以来的那些知识分子多以先知先觉的个人从事启蒙活动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由一个受过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训练的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职业知识分于群体构成。这个职业知识分子群的基本班底则是章门弟子：钱玄同、周作人、鲁迅、许寿裳、朱希祖……一、章门弟子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班底1．从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关系…     

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

（一）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命运,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正如李泽厚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①。这一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差异不断反省的过程。但是,不论是作为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结果的“言技”及其孕育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反思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结果的“言政”及其孕育的维新运动…     

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近五年来的文化讨论涉及到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及新保守主义三大问题。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是梳理与剖析这些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文精神”的出场与西方人文主义完全相反,它是作为批判世俗化趋势而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则反映了世俗化趋势中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资本的争夺中不断边缘化命运及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心态;新保守主义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可称为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弘扬派,它是近代以来文化民族主义的延续;第二种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神话和激进主义神话的反思与批判。文章在对以上问题的定位中,作了较为深入的评判。     

龚自珍性格与学术中的近代意识

龚自珍的"狂"、"怪"、"呆"人格特征是在传统社会面临崩解、西方文化之山雨欲来冲击下形成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的"异端"符号。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召唤着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型的转化,龚自珍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他毅然"烧尽虫鱼学",由汉学考据转向经今文学,而又不谨尊常州学派之家法,学主兼综,不立门户,反对荒诞迷信而具有近代科学色彩,确立了"通经致用"的治学大旨,"甘作东京卖饼家"而"慷慨论天下事",开近代风气之先,并将学术重心由经学转移到史地之学,"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器物、政治近代化失败之后,人的近代化则成了先进知识分子探讨的新课题。在这一条件下产生的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通过塑造一个具有近代人意识、特征的“新民”形象来推动人的近代化,因而对青年一代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向近代人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论“五四”参照系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包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即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两种不同语境的思考,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殊途同归.对"边缘化"的探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己社会、历史位置的重新确定.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源头的"五四",无疑为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合法性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无论在反抗侵略、改革内政还是在寻找救国真理 方面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孙中山对知识分子中的旧式 士大夫历来就不抱希望,而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则寄予厚望,把他们看成是革 命的原动力,在各个时期都希望他们承担救国的重任。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

在今天,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进程其密切的相关度骤然加大增强了。知识分子曾经历的荣辱沉浮和现实的处境地位,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角色效应、功能发挥及在未来社会中的职责使命等等,都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自身话语和纯粹的学术话题。它们业已成为一项项紧迫的现实议案,有待实践性的阐释与解决。知识分子概念、类型与传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非“有一定知识的人”首先出现于近代西方。从思想史角度追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关;从词源学上考察,19世纪出现的俄语“intelligentsia”是西方“知识分子”（i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