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纪实:20世纪80与90年代的“反右”叙事

在当代文学史上,关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运动之初,就已经出现大量反思,但真正形成创作潮流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治环境与社会语境的不同、认识主体与叙述主体对这一事件及自我体认程度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经验方式的不同,两个时期的叙述不但呈现出叙述者个人与历史关系的位移变化,也在不同叙述模式中使"反右"历史呈现为"集体"与"个人"两种不同的经验模式。     

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兼论历史与文学在"虚构"问题上的可类比性

历史叙述的实践证明,任何历史著作不可能全真,只能部分真实.这是因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历史化、哲学化倾向在各个民族的神话演变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写史出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或迫于政治和道德的压力,不从实而书或不敢从实而书;史家的历史观影响历史叙述的全局.     

真实与虚构的交融——论布莱德伯里《历史人》的叙述技巧

《历史人》的魅力不仅源于小说思想的多维,更在于作者叙述技巧的独特。小说在形式上规范有序,内容上却杂乱无章;多重叙述声音的运用让虚构的谎言成为了现实,又让真实演化出不同的版本;停留于现在的叙述形式及多种时间技巧的有机结合打破了时间的线性流动,丰富了时间的呈现形式;第三人称外视角的书写角度让叙述浮在表面,读者无法走进人物的内心,也就难以释放自己的同情;而作者又通过叙述氛围与艺术形象对读者进行着隐形控制。巧妙娴熟的叙述技巧拉开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让客观的真实在虚构的外衣下显得遥不可及,而这种真实与虚构的交融正是小说带给读者的全新阅读体验。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隐性“区隔”与显性支配--论审美趣味与审美权力的双向建构

在审美文化领域,审美趣味作为一种隐性的“区隔”力量,形成文化资本占有者对其他阶层审美活动的软性控制和引导,这与通过对审美资源的硬性占有而呈现出显性支配力的审美权力形成对应关系。在审美权力到审美趣味领域的延伸过程中,呈现了一种由硬到软、由显性到隐性的向度;另一方面,审美趣味的层级结构又反哺并巩固已有的审美权力结构,两者形成一种相互指向对方的双向建构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态下,需要结合时代语境反思当下社会文化中的权力颠覆与趣味博弈,从中趋利避害,实现社会审美文化的和谐健康发展。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人择原理：“天人合一”的物理解

据说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存在问题的震惊。而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也始于震惊，震惊人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以及人的理解能力与宇宙规律的非常特殊的内在联系。它试图回答人在宇宙中有多么重要，无人的宇宙能否存在这类高深玄妙的问题。人择原理是由美国宇宙学家迪克于1961年提出，并由美国天文学家布兰登·卡特加以完善的。人择原理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我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观察它。这种理论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对立的。机械现一直认为宇宙的存在与宇宙中是否有人毫无关系。如果问宇宙为…     

“文革”的历史叙述——论“样板戏”的文学剧本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样板戏”。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锲入 ,梳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 ,以说明一体化的社会文化机制导致某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成为霸权话语的“样板” ,进而垄断文化领域的文化现象 ;同时 ,还从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关系上 ,反思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 ,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 ,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分为三种类型———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 ;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寻找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 ,以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     

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不在场”的叙述方式

马原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显示出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解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冈底斯的诱惑》中采用了＂不在场＂的叙述方式,通过虚构、混乱、感觉缺失等语言技巧,表达马原竭力走进西藏却又不能理解西藏的焦灼,彰显了马原式的先锋特色。     

论《尘埃落定》《风景》“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

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中,叙述视角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经过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他们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叙述视角即非常态叙述视角。通过对阿来《尘埃落定》和方方《风景》的叙述视角分析,探求非常态叙述视角的叙事作用,即所带来的陌生化审美感受;纯净与突破常规的眼光对人性的赤裸揭示;寄寓了作者本身的价值干预。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之风,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仅仅依靠＂非虚构＂文学就能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吗？＂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单向度摄取,无法深入人物内心,简化生活等弊病限制了其对现实的深入反映。＂非虚构＂文学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文学的启示,不是＂虚构＂文学没有价值,而是＂虚构＂文学选材上必须要贴近现实。     

视角转换：论同人小说与原著的“对话”策略

＂同人小说＂历史悠久,但近来才正式得名并风靡网络,其固有品质是对前文本的颠覆和改写。为得到读者认同,作者常采取转换观察叙述视角的手段,通过强化同人作品与原著的对话,对颠覆及改写缘由做出解释。同人小说中的叙述视角转换方式包括全知视角转换为限知视角、限知视角内部互相切换、限知视角转换为半全知视角和全知视角内部的转换。这些转换方式的运用使同人作品与前文本构成或附议、或商讨、或争执的对话关系,展示了同人作者与原著作者观念上的差异及由此衍生的丰富的创作生长点。     

叙述“后知青”故事的丰富复杂——解读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

《日夜书》和《修改过程》通过对知青的生活史叙述,审视了知青一代的命运与思想。韩少功以复杂的文本和叙述回应复杂的一言难尽的生存现实,他自觉远离80年代以来知青叙述的叙述成规,表现对已成定势的80年代历史记忆的重审和批判,从而将思考延伸进当下纷繁复杂的时代命题中,体现出犹豫不决和一言难尽的姿态。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的文化创意——兼与“女阴”论者商榷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是土家姑娘以土家秉性为核心，以钩藤为素材，借婚俗为依托，祈福为目的，用几何图形由“八钩”逐步演化的艺术珍品。集中表现了土家族辩证地认识、处理天、地、人、神、物等万象的“必变”与“适变”间的对立统一，以求大发大旺的人生理念。它是土家的“太极图”，绝非“女阴崇拜”。     

对儒家“孝”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儒家文化的约束力显然正在弱化。儒学思想中的孝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和民族凝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深入探讨了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对孝文化思想精华进行了阐释。     

“五四”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叙述视角发生了全面变革,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在小说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引发了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型与发展。文章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对此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回顾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