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与奥尼尔:两种道德法则诠释及其启示

伍德基于实在论诠释道德法则,主张道德法则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则本身;奥尼尔立足于建构主义立场,提出建构理论诠释道德法则。尽管两种道德法则诠释各有不同,却启示着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与回应道德问题。     

商谈理论的内在超越之路

商谈理论是一种回答道德问题的学说.在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怀疑论与道德实在论相对峙的僵局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程序性的商谈理论,他在吸收娜芬批评的基础上,对商谈理论进行了更加精致化的改造.哈贝马斯试图从认知主义的进路,采用道德建构主义的方式,在实在论与怀疑论之间走出一条重建道德有效性基础之路.这个方案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商谈原则的证明.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奥尼尔:道德建构主义诠释及其困境

奥尼尔的道德建构主义诠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建构的抽象化与理想化,它阐述了建构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另一个部分是建构实践理性,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道德法则成为建构参与者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虽然道德建构主义诠释有很多合理之处,但它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道德建构主义诠释所主张的建构本身无法得到证明;第二,道德建构主义诠释的理论立场不一致。     

阿多诺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则,绝对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但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具有双重局限性:在理论上,它把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建立在理性的自明事实之上,然而,这一自明事实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保证;在实践上,它把绝对命令理解为与任何实质性价值相分离的形式规定,使绝对命令成为软弱无力的"应当"。最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由于其抽象性和形式化,极易走向对肉体痛苦和感性幸福的无动于衷及道德冷漠,而这种道德冷漠正是德国纳粹大屠杀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面对纳粹大屠杀,阿多诺提出了一条新的绝对命令:调整思想和行动,以使奥斯维辛不再重复。对于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事件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不仅以否定形式赋予新的绝对命令以内容,而且提供了其成立的经验和历史依据。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非对称性

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诠释目前对文化语义的诠释多达200余种,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哲学诸学科。前马克思主义文化诠释以泰勒较具代表。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特有的行为,其特征是：语言、制度、道德和礼节的法则、意识。泰勒的文化定义揭示了人类行为主义和符号学意义的功能①。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诠释以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为代表。他们的文化定义是综合性的,涉及文化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符号的运用、传授和成就;传统观念、尤…     

戴维森是典型的实在论者吗?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实质上是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之争.从对以戴维森和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之争为蓝本的这场争论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戴维森既不是达米特所说那种典型的实在论者,也不是罗蒂所说的那种典型的实用论者,而是一个"人性化"的实在论者和反实用论者.戴维森拒绝达米特意义上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认为前者是不可理解的,后者不仅可能失去"真",而且要牺牲真与意义的联系、真与信念的联系这两种强烈的直觉.其绝对的真之理论和三元组式的解释理论,使真既具有客观性,又体现了它与理性动物的态度、信念及其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密切联系.这种思想既拒斥了怀疑论的诘难,又克服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困境,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和说服力.     

康德哲学中的尊严与价值

尊严与价值的关系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扑簌迷离的问题。通过对康德哲学中内在价值和绝对价值概念的分析,我们主张,绝对价值和内在价值是对尊严之价值属性的描述,而非定义。有些康德主义者们认为,康德将尊严定义为价值,并进一步将其视为尊重人这一道德命令的根据。事实上,这一观点与康德哲学的思想存在分歧,因为在康德哲学中,价值概念不可能成为道德命令的根据。     

科学哲学:从表征走向实践

在科学观问题上,科学哲学中存在着两条进路:第一是表征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表征,因此,其主要任务是为这种表征寻找一个基础,其主要代表学派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第二是实践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实践,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合二为一,进而,科学就成为了一种情境科学.前者代表了一种规范性进路,后者代表了一种描述性进路.     

论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构想

阿多尔诺反对使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概念,主张使用道德概念.他认为伦理概念遮蔽了道德概念中所蕴含的个人与普遍的张力关系.亚里士多德在使用伦理概念时并没有忽视这种张力关系,但由于他的目的论思想,这种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阿多尔诺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肯定的道德哲学传统彻底分道扬镳.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包含的肯定性方面在现代社会根本站不住脚,因此道德哲学必须具备否定之维.但与此同时,阿多尔诺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绝对命令,即奥斯维辛和所有与此类似的一切不应再次发生.这与他的否定的道德哲学并不矛盾,阿多尔诺在其理论框架之中能够合理地提出这种绝对命令.     

F·萨普的准实在论与当代科学哲学方向

F·萨普继1977年出版《科学理论的结构》一书后,又在1989年出版了他的新著《理论的语义观和科学实在论》,并进而致力于科学认识论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他的理论结构之语义分析观点和准实在论观点。在当今西方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中,F·萨普俨然以第三者的身份,力求辩证地总结这场争论,代表了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方向。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持续对立抑或融合?——论科学实在论之争论的解决是否可能

本文认为，现代西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的解决，是有着特殊的方式的，通常的观点即认为是融合的观点，未必是恰当的解决方式。本文从争论的实质与两派发展的趋势论证了这场争论的解决方法，认为，对科学理论的认识，需要反实在论的观点；而对科学实践的理解则需要科学实在论的观点     

佛教"空"观的终极蕴涵--论"空"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论立场

本文认为,佛教"空"观主要是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论立场并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否定过程.佛教的"空"蕴藏着一种积极的实在论观念,这种实在论观念就是绝对自由的承诺和终极实在的呈现.     

对道德基础的追问——从康德谈起

道德基础追问的过程,也就是道德奠基的过程.道德奠基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经验的历史生成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道德奠基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基础上;在历史生成的思路中,道德法则的原始发生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两种奠基方式又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格林实验视角下重审康德道义论

康德以"绝对命令"为核心构建了道义论的道德哲学体系,认为对于道德情境的判断完全是经过理性的推理产生的。但是格林以自身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基础,认为人们在面对"切身"和"非切身"两种不同的道德情景时会相应做出符合道义论和结果论不同的判断,从而对康德的道义论观点进行了反驳。但是朱菁列举了在"非切身"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道义论的判断从而表明格林对康德的反驳是不全面的。本文认为无论是格林对康德的反驳还是朱菁对格林的批判都是存在问题的,格林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并没有对康德的道义论构成威胁,而朱菁对格林观点的批判实际上也难以成立。     

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何可能——从科斯嘉德的视角看

在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上,有三种基本理论,即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这三种道德理论,对是否存在道德理由的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科斯嘉德基于反思性道德理由:一方面批评唯意志论、实在论和康德主义的建构理论对道德理由正当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她主张以反思的权威作为道德理由正当性的基础,用反思性道德理由来阐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如果从道德内在主义的立场来考察科斯嘉德的反思性道德理由,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解,而且能够有效地说明道德理由的正当性问题。     

以人为本：源头上的分歧与融合

就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源头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认为以人为本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源于古希腊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二者各有其理据,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片面理解。     

宋明理学对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思考——以张载为中心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一问题却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先秦,它主要表现为"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在汉代则表现为宇宙本源及其生化问题,到了宋代,则又表现为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宋明理学的天道观、宇宙论,切不可仅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而必须看到其自然秩序背后的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而所谓的自然秩序,说到底也不过是理学家心中道德秩序和道德价值的投射与映照而已。对理学研究而言,这就是实事求是;而对宋明理学的诠释来说,这既是一种"原汤化原食"的工作,同时也是一条真正能够推陈出新的途径。     

论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意志自由

康德论证了先验自由的客观有效性,此后又用道德律作为绝对命令来对其进行约束.最后,通过意志为自身立法的意志自律有效地统摄了作为自由消极方面的先验自由及作为自由限制方面的道德律,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凝练了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