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批判思潮与边疆观念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垚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批驳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疆土完整的愿望和要求。     

论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体现了理论批判、实践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辩证统一。明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构成了理论批判机制的主要路径;分析预测、疏通引导、反馈反应和协调化解机制,构成了实践批判机制的基本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开放品格、来源的实践品格和主体的创新品格,构成了自我批判机制的内在容量。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五经文献的传播与两汉经学的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北宋疑经思潮与二程经学

北宋中期,由于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儒家经典文献的真实性和传统注疏之学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为了构建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胆的怀疑,甚至不惜移易经文次序;另一方面对传统注疏之学给予了批判,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从而表现出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书序·咸乂>和<尚书·君奭>两次提到巫咸.孔安国作为西汉古文经学家,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巫指姓氏,咸是其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从文字构形切入,认定巫咸的身份是殷商朝廷的巫师.马融、郑玄师徒兼通古文和今文经学,他们一致认定巫咸兼有朝廷官员和巫师的双重身份.司马迁作为孔安国的弟子,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对巫师所作的叙事和认定未能一以贯之,有时回避他的巫师角色,有时又把他纳入巫师行列.     

论列宁对俄国社会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与俄国各种社会思潮的论战中传播和发展的。列宁通过对各种思潮的批判,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捍卫了作为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列宁处理社会思潮问题的态度和措施,对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信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党的话语权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儒家和谐思想透析

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儒家和谐思想,建构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和谐有本质区别的、以等级秩序为纬度的社会和谐。儒家和谐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人的主体性的缺失、静止不变的致思方式、多样性齐一的理念等。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文化研究传播批判思潮的视界探析

在一种通过意义抗争实现日常生活救赎的期待中,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传播场域意义建构的"霍尔模式",照亮了受众自由解读之维.经其启迪,还原意义场域的多元性以消解意识形态意义的控制图谋,从而将人民从统治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为文化研究传播批判的视界.这个视界渗透了解构主义的激情,它在受众对媒介文本意义自由解读的可能性中发现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积极斗争的场所,找寻到了使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取得了长足发展 ,而这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并折射出经学自身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急就篇》、《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语言文字学著作的相继问世 ,都与经学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经学与语言文字学彼此渗透 ,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中华文明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孔子人性论新探

人性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孔子作为儒家思想开创者,他的人性论思想到底是性善、性恶、中性等,学者们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从语言文字本身出发,并结合新近出土的儒家文献,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中性的,《论语》中出现的两个性字,分别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无善恶之分。     

社会性别辨义

对于中国当代妇女学学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西学东渐”中,随“新女性主义”一同进入研究视野的。社会性别概念辨析起来可有四重内涵:1.社会性别作为文化要素,用来指称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两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2.社会性别作为关系体系,强调性别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3.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是从性别的角度对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发现、辨析和阐释的工具。4.社会性别作为研究领域,既有其它任何一个学科不可替代的理论内涵,同时又与传统人文学科有着互为依存的联系。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西晋采取诸种手段,欲重建儒学信仰,但经过时代精神洗礼后的儒学已玄学化。     

孔子德育观价值取向新探

道德教育有其自身异于知识教育的特征和规律。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始终渗透着三个独到的价值取向,即在道德与规范、道德与功利、道德与知识之间分别倡导和坚执德性优先原则、超功利原则和启发性原则。孔子颇有创获的德育尝试高扬了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手段的纯粹性和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精神,对当今道德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