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家族伦理文化的管理学意义——中国家族企业管理行为的伦理分析

中国家族伦理文化是中国家族企业形成伦理管理特色的根本文化成因,家族伦理文化广泛渗透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理念、行为方式和企业文化之中,发挥了独特的管理功能.客观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管理的伦理特色,寻找家族企业伦理管理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才能真正有效克服家族企业伦理管理中的负面效应,进而寻求合理有效又具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现代管理模式.     

家族企业成长及其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尽管家族制管理在家族企业初创期有其相对优势,然而,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排斥社会资本的家族制管理将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瓶颈。家族制管理衍生于低信任的中国家族文化,因此,融合社会资本的路径在于对中国家族文化的扬弃。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     

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初探

家族生命周期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家族企业领导权的替问题的提出。尽管家族企业的继承模式多种多样，但把企业的控制权通过血缘关系的形式传递下去，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族支配，则是家族企业继承的核心。这种继承模式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难在短期内确立，因而在企业内部选拔和培养继承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培育家族企业接班人、形成科学选择接班人制度的同时，还要克服家族企业的局限性，学会从企业外部选拔接班人。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构建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利用信任机制解决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索取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出发,选择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信任机制,可以实现长寿.关系运作是当前中国信任的主要机制,由此产生的家族信任治理是初创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信任范围的扩展与作用机理的变化,治理模式将呈现出由家族治理向共同治理演变的趋势.     

华人家族企业网络：性质、特征与文化基础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经济性质 ,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有效、比大型科层制组织灵活的中间组织形式 ,它能通过网络内企业之间重复交易产生的信任和承诺的协调 ,节约交易成本 ;然后 ,具体分析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特征 ,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除具有一般企业网络的基本特征外 ,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网络结构展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色彩 ;最后探讨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文化基础 ,认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差序格局”是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文化根源。     

信用治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

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这是许多学者在如何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持有的现点。但是笔者认为仅从关系与信任的角度来解释家族企业社会化困境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试图从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在制度层面加强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文化障碍

由于家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渗透关系有质的差别,东、西方家族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制度差异。家族企业面对着制度创新的需求,普遍面临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几千年家族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影响。家族文化渗透于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用人规则和信用制度等不同要素,这种有利于创业的儒家文化成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阶段的障碍。     

我国家族式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家族拥有”是我国私营企业的重要形式。本文着眼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企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 ,考察这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形成机理、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作者认为 ,家族式企业的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信任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却更多以人际和关系作为切入点,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任研究的内涵加以拓展并深入探索。西方信任研究无疑为当前中国信任问题的良好把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信任研究路径,将信任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共享态度,这一视角的整合性特征和良好文化适应性不但弥补了以往研究取向的缺憾,而且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提升,顺应了时代发展赋予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历史责任。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中国式企业文化视角的探索

＂孝＂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它对每一名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孝文化内涵和本质的探究,认为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体现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因此在企业中构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将孝的思想落实到企业文化的各个层面,可以激发中国人心中内化的孝意识和情感的共鸣,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推进和谐企业的建设。     

论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规范

家族式企业自诞生以来始终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族式企业不仅在中小企业,而且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也居主导地位。然而在我国,家族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级的企业组织形态。本文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的分析后认为,一方面,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特殊的效率,家族式企业因而并非是低效率的企业模式;另一方面,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公司的不规范之处,我们为此提出了相应制度规范的途径。     

信用、品牌与海峡西岸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我国在2006年初提到核心位置的区域性经济环境。该文通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内企业信用状况的分析,探讨了企业和社会的信用度与品牌价值的相关性,提出海西区域内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途径以及品牌创建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整体发展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而促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地方普通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地方普通高校的创业教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其发展存在不少尖锐问题。地方普通高校存在创业教育起步迟、发展慢、大学生缺乏自主创业意识、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低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创业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创业教育师资缺乏、创业教育课程不符合本土要求、创业教育社会支持不够等。地方普通高校需要从创业教育模式、创业教育师资、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创业教育教学方法和创业教育社会支持力度等方面探索相应对策,以促进创业教育的发展。     

批判中的迷失和希望--从意识形态中阐述后现代主义及中国当代文学语境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政治运动，其精神实质是从政治和文化上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缺陷在于未能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后现代主义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但在从反政治意识形态到泛意识形态的转变中，文学走向了迷失。重新使文学关注意识形态，使作家在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中寻求平衡，是文学发展的希望。     

关于纺织品服装实施名牌战略的思考

名牌是企业的生命,而目前我国纺织服装国际名牌严重匮乏,由于缺少名牌,缺少中国的世界名牌,缺少世界前列的名牌,因此造成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仍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赚取着微薄的加工费,在世界市场占有的份额与获得的利润完全不成比例。尽管如此,还常常遭遇反倾销、特保调查,使得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不断遭遇贸易摩擦,纺织服装实施名牌战略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