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债务的成因与危害──湖北J市调查

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村级债务已成为最大难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村级债务这一难题的原因,正是为了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难题。村级债务是刃９９０年代以来的新现象。１９９０年代初期,针对乡村组织普遍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上上下下都期待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从而增加乡村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个时期,以兴办村办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为名,乡村两级大量借贷,形成了当前村级债务的第一个“基础”;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声中,“普九”达标不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在全．国铺开,…     

如何化解村级不良债务

村级债务问题是影响村级经济发展和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对化解乡村债务、推进税费改革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认真研究分析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探索化解村级债务的有效途径,成为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增强村     

浅析村级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在我国有些地方村级财务管理问题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问题,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村级财务入不敷出、村债务化解困难、村财务人员素质偏低等严重影响乡村经济发展。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从分析村级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村级财务管理的对策。     

村级组织债务问题研究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从债权人结构、用途结构、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等方面,对村级债务状况进行详细地描述,从宏观政策与制度出发分析村级债务产生和债务规模增长的深层原因。文中借鉴国家外债分析指标,分析了村级债务的风险状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发达地区村级组织和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的债务问题有着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前者负债更多地是筹集发展的资本,偿债能力强,债务负担轻,而后者负债基本上是筹集维持运转的资金,偿债能力弱,债务负担重要解决村级债务问题,需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并结合实践经验,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案。     

浅谈村级债务化解的对策及建议

当前,村级债务问题在各地反映非常强烈。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债务已取代农民负担成为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沉重的村级债务,给农村经济发展、干群关系改善、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若不及时解决好农村债务问题,农村的一系列矛盾就很难化解。那么,村级债务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该如何化解这方面的问题？本文以牌楼镇为例对此作了探讨。     

中国乡村债务体制的分析

本文揭示了中国乡村债务形成的体制根源,并且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探讨了乡村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关系变迁研究

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之所在。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从乡村关系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乡村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回顾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关系变迁的历史,找到了乡村关系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有助于推动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实现乡村善治的路径构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城乡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实现乡村善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既能够为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和改革取向,也可以通过塑造具有新素质、新思想、新文化、新境界的新型农民,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如何对待新时期乡村债务问题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减免农业税收政策的出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深,农村工作成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农村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基础乡镇政府以及村级组织的债务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学生包袱,并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本文从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对乡村债务产生的影响入手,阐述新时期乡村债务特点的基础上,探讨新思路,提出合理化建议。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村级债务的现状、体制成因及其化解——对223个行政村及3个样本县(市)的调查

以对223个样本村和3个样本县的调查为基础,本文分析了中国村级债务的规模、来源结构、用途结构和偿债能力,对形成村级债务深层次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村级债务问题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本文提出了化解村级债务的基本思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存量债务,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严格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不合理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     

家族企业持续成功经营的挑战与应对方案

目前 ,我国许多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代理问题 ,相比之下 ,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在产权明晰、处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生命力 ,因而家族企业在面对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时 ,应有多种应对方案 ,不应只是考虑通过改制或引入代理机制就放弃家族的经营模式。对此 ,本文以信息系统作为工具 ,通过对家族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优势与劣势、成功与失败的分析和诊断 ,构造出了３个模型 ,并由此剖析了成长壮大的家族企业采用家族经营模式取得持续经营成功与构建信息系统的关系 ,以及家族企业构建有效的信息…     

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传承——基于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

战略创业理论是研究家族企业跨代际传承的有力分析工具,家族企业通过跨代际间的战略创业不断打破内外部制度的约束,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传承创业精神,实现家族企业资源更新与成长诉求。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整理提出了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跨代际成长的研究框架;其后运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已有120年历史,并成功实现了3代传承的李锦记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有力的案例事实去验证和发展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跨代际成长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后作者发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是家族企业进行战略创业的根本动力所在,家族企业通过治理结构变革、产业创新、家族企业资源的动态管理、内外部网络构建、国际化发展等一系列战略创业行为,不断突破现有约束,从而实现创业精神传承与跨代际持续发展。     

正式与非正式权威、问责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村庄的经验数据

运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当选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对家庭平滑消费程度的影响,并从在位者问责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发现,相比于当选村主任来自其他姓氏的村庄,来自最大姓的村庄平滑消费程度更低。原因在于,来自最大姓的村主任能利用在宗族中的相对位置,从一种非正式权威出发,说服其宗族成员支持其决策,使得行政权力能充分发挥,会增加村庄公共品投资,但不会影响家庭的私人补贴。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与现代制度(如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村庄治理提供一个参考。     

分类管控下的债务风险与风险传染网络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本文针对部门债务,从债务口径、债务结构和偿付风险3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分类管控我国债务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部门间债务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债务在实体经济债务中具有极高的系统重要性,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构建了双层交易对手方风险传染网络模型。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产业债发行人担保网为样本,基于该模型研究了区域非金融企业间债务风险传染结构,并根据综合节点度与对外风险敞口两类指标识别出若干核心风险传染节点。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内的债务间存在较强关联性,是潜在的区域系统性风险源。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债务问题存在国情特殊性,应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债务风险和压力分析评估体系,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分类施策工具。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

本文采用可以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测量了1952～2002年中国区域经济地带间、地带内和省际差异以及改革开放后典型年份的各省区内部地区经济差异程度。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随时间波动明显,省际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U型变化态势,但地带间差异则持续上升;东部沿海和西部省区内的地区差异较大,而中部省区内差异较小;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其经济差异越显著。本文进一步通过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时空变化的显著原因。     

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

经理人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人力资本市场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一个“职业”企业家的雇佣市场。家族企业的高速成长带来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增长 ,但在不少情况下 ,经理人的引入是不成功的。企业和经理人双方的家族主义取向导致双方缺乏相互信任 ,家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的“隐私”经营给企业从外部引入经理人带来风险。同时 ,经理人的非职业性 ,或在自己创业与作为经理人之间转移的成本很低 ,导致经理人市场的不稳定性。但在竞争和国际化中 ,对传统家族企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但在经理人引入上是谨慎的 ,较为普遍的模式是家族和经理人共同分割企业的控制权 ,这一模式在这里被称之为“折中治理”。     

对企业实行债转股的思考

启动财务杠杆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所介绍的是在西方较为流行的两种对启动财务杠杆实行馈转股的企业进行效益分析的理论模型.第—种模型强调资本成本在债转股中的重要性,认为企业制订是否实行债转股的决策依据就是对企业破产成本,委托代理成本和无形资产成本的评估.而对投资者来说,在投资中选择持债还是持股也依据他们对委托代理成本和无形资产的评估.第二种模型则建议企业在启动资本杠杆实行债转股中注重对风险的规避.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债转股,本文以为它在所有制、市场条件及社会经济制度背景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我们仍可以利用财务杠杆的工作原理将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股份公开上市交易,以实行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减少国有银行的呆坏帐.     

How effective are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the largest-scale program so far

Strategies of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have been advocated for more than 2 decades. However, we still lack in-depth quantitative assessment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strategies. Our research is based on a national experiment in this domain: th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project, a governmental program running in China since 2007. Information on more than 11,000 demonstration communities was collected.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disaster inform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mmunities over 12 year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by region and income group were analyzed. We performed an attribution analysi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series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a large-scale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oject,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nstrative effects and loss reduction benefits. Here, we find that the project is obviously effective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and the disaster loss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illustrates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s, where the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and hazard severity act as important driver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and income call for matching fortification measures, and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size is required, since the loss reduction benefit converges when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he demonstration community reaches approximately 4% in a province. These and further results provide diverse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