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检律关系之科学构建

检察官与律师的法律活动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其职业功能存在合作与对抗相互交叉之处。随着新《律师法》的出台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检律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立统一的新阶段，二者在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和相互救济的基础上实现力量平衡。建立新型的检律关系，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还是现实的需要。应该在转变执法观念、强化自律执法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律师权利保障，建立交流协作机制，实现检律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构建检律关系平等对抗格局提供可能性框架。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感性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兼论道德律的合法性问题

康德伦理学对感性的排斥,根源于其认识论中思辨哲学的倾向;似乎只要自由与道德律互相蕴含,就可构建起理论的大厦;不过,没有感性支撑的道德律反倒陷入一种逻辑的空转状态,无法真正定义一个自由行为的善恶。固然,道德律向人颁布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定言命令,但人所以会遵守道德律,表面上看,像是源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规定,而实际上,则是人感性需要推动的结果。道德律普遍立法的形式,也许是历久不变的,但是相关内容,却与时俱进。这也是康德伦理学在其概念的演绎背后,需要补充的一个历史性维度。     

什么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对康德义务论的解析

在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体系中,善良意志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一个彻底善良的意志.它的原则表现为定言命令,即道德律;善良意志也是自律意志,只有有意识地尊重道德律的行为,即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义务是贯穿于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的一条主线,一种行为只有是出于义务,以义务为动机,才具有道德价值.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品初唐“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时间律

初唐时期,当宫廷诗人用绮靡艳丽诗风点缀风雅之时,诗坛上相继崛起了锐意改革、位卑而名著的青年诗人“四杰”。他们在诗坛上首先树起了改革的大纛,拓宽了诗歌的题材,从市井宫苑走向大漠风光,从咏花草树木走向唱响人生情感的主旋律,使诗歌真正担负起了讴歌现实生活的使命。从“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现时律、延时律、永时律等三个层面加以诠释,可以窥视其审美价值的传播意义。     

论康德意志概念的两个向度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意志作为一种依据道德律而去实现一定客体的欲求能力,具有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中第一个向度是指意志必须具有规定根据,即它必须依据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律来规定自己。意志的第二个向度是指意志作为一种欲求能力,必定期望去实现一定的客体或对象。明确这两个向度,有助于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全貌,也能够澄清关于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及＂道德律与至善相矛盾＂的误解。     

现代性价值的一种深度质疑--试析朋霍费尔对尼采与康德的再批判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性价值的深度体现是尼采所代表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康德所代表的形式主义唯理论伦理学.朋霍费尔正是在这两个重要向度上展开他对现代性价值的批判,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伦理学思想体系.在朋霍费尔看来,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人类中心主义.针对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摇摆着的人类自我中心的困境,朋霍费尔提出基督律以及"作为塑造的伦理学",在其中自律与他律的对立被克服并达到更高的统一.     

论《周易》生态循环律

<周易>以人与自然的相关性为出发点,通过对宇宙大道的体察和把握,架起了"天人合一"的坚实桥梁,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安身之命的终极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周易>揭示的宇宙根本规律,而生态循环规律则是这一根本规律在时空中的物态表征.通过对<周易>生态循环律的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分析,洞观其思想义理,为寻求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论提供借鉴.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社会自治组织的概念探析

社会中介组织等相似概念,不能代替社会自治组织概念使用。该概念有其独立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自治组织的本质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治自律。该组织具有自治性、自律性、组织性、社会性、公益性、事业性、社会中介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基本性质。确定该类组织的范围,除考虑基本性质外,还应考虑无依附关系、成员普遍、组织开放、一定规模、公共事业等原则。该类组织的常见类型主要有职业自治组织、行业自治组织、学术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综合自治组织。针对有关法律问题,学术界及国家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研究和采取措施。     

论儒家文化中自律的调节机制

与中国大一统封建秩序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整体性,要求个体服从社会整体。为了实现文化的社会整体调节功能,儒家文化建构了精细的个体自律调节机制。个体自律是儒家文化整体理性设计的现实落脚点,也是儒家文化现实建构的出发点。从儒家文化中的知行与君子、修身与知行、取义与修身三个方面探讨和阐释中国儒家文化中自律的调节机制,便可明晰地看出这一机制实际上是由个体的取义而上升到君子的德性辉光。     

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化

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体系都有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特点和显著的积极与消极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接受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并与之认同的过程 ,即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 :(1)被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人的塑造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过程 ,即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延续过程 ;(2 )霸权理论的形成及其整合社会的过程 ,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政治社会化     

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关键是民众形成道德自律,而孟子性善论在道德自律方面有着非常完备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前提中已经本然蕴含了荣辱观意识,并且从道德必然和意志自由关系中折射出来,而后在改造人性的途径和方法中体现人的尊严,从而形成了民众的荣辱观。我们有必要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现路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官德建设

加强官德建设 ,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环节。加强官德建设 ,必须强化干部群体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坚持道德自律与监督制约机制的紧密结合     

网络经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其强调个人利益、个人道德自律的新型网络伦理文化与传统伦理文化相冲突。而传统伦理文化可节约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成本,增强经济交易所必须的信任感。只有把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网络经济的伦理内涵相结合,才能建构适应现代电子商务的新型商业伦理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精髓探略

道德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扬弃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尤其是提炼出其中的精髓和美德,包括它的仁爱精神、自省自律与和谐境界,既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理解辨,更能促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化本开新式的时代性升华。     

网络环境下提升和培育公民意识的现实路径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人们提供了畅所欲言的渠道,又直接催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但同时,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又反映出当下网络环境中公民意识的缺失。互联网时代提升和培育公民意识的现实路径为：加强网民的网络道德自律意识,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育网民的网络法律意识,积极构建、引导健康的网络文化方向等。     

Meta-Analysis as a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ology: Cause for Concern

ABSTRACT

The use of meta-analysis is growing in popularity. It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notion of the effect size, and a critical assumption is that effect sizes based on different measures are directly comparable. In this article it is argued that the direct comparability of effect sizes across measures implies the invariance of the effect sizes across these measures. A model of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effect size invariance is developed, based on multifacet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which shows that SMD effect size invariance requires certain validity invariance conditions to hold. One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that the direct comparability of SMD effect sizes based on different measurement procedures is an empirical matter requiring testing prior to conducting a meta-analysis.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 suggesting that violations of one of these conditions—universe score validity invariance—can bring about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across SMD effect sizes as a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procedur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need for a more refined use of meta-analysis since meta-analytic results may be adversely impacted by the lack of direct comparability of effect sizes based on different measures.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