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威廉·赫士列特诗学理论建构

威廉·赫士列特从诗歌的发生学角度出发,将诗歌界定为人受到自然印象的感发,产生想象与激情,并在其作用下经由声音韵律表达情感。诗歌对自然真实具有反照作用,通过对其的改造,使之达到人内心的希冀,由此赫士列特指出诗歌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想象与激情的产物。他还强调音韵对诗歌表现情感具有强化作用,不仅使诗歌体裁与其他文体相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使诗歌体裁真正意义上达到感情、思想、音韵上的和谐统一。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废名新诗“兴感”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兼论其对现代抒情诗理论的建构意义

废名新诗"兴感"理论与传统诗学关系十分紧密,主要表现在其"直接的抒写"之论与"直寻"、"现量"诸说,其"短兵相接"之论与"风水相遭"之说,其"忽然而来"之论与"不以力构"之说,其"横竖乱写"之论与古代"俯拾即是"之说等方面.废名品诗对于传统诗学理论,既得貌入神,更推陈出新,这种借古鉴今的诗学实践,对于现代抒情诗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闻一多与中国古典诗学

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与理论家,其人生理想与文艺观念接受了诸多外来的影响,但在其思想感情和诗歌创作批评实践中,本土的、民族的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创作和理论倡导、对诗艺和诗美的经营与追求,诗歌中的爱国情感和悲悯情怀,都直接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从古典言志诗学到伪言志诗学——论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价值倾向

顾名思义,华语电影意味着以华语进行对话、运用华人思维拍摄的电影,它在语言上、思想上通过汉语(而不是英语或者其他国别语言)进行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深层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上的中华民族特征.沿着这条思路,本文选取了中国诗论中最古老最核心的概念"诗言志",运用言志诗学理论观照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倾向,将其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古典言志诗学时期、现代言志诗学时期与伪言志诗学时期,从而为华语电影的美学表现形态与未来发展之路寻找到它的传统之根.